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第8/13页）

邱菽园与唐才常虽素未谋面，却早有联系。1897年邱途经香港赴新加坡之际，在友人处看到《湘学报》，知道唐才常其人，与之通信。1899年12月正气会成立，“邱菽园深爱唐才常之人物，赠金三万元，曰：‘此金虽微，如可以充于天下之用，则请用之。’唐才常即日出发而赴香港，由香港银行受领此金。由是正气会一时繁昌，革命之光鍖愈益闪烁于眉睫间矣”[72]。翌年春初，唐才常将所著《觉颠冥哉内言》四卷寄赠邱菽园。[73]

邱、唐之间的联系，因梁启超的支持而得到加强。梁对于澳门总局的偏心早已有所察觉，多次函告：“粤之冈，沪之佛，皆我党长城，所有急需，乞就前者金山会款及南中菽款接济之”；“伯忠在沪至为关键，此间款又尚未能接济之，如有急需，尊处想必能应手，不分畛域。”并让唐才常等“有急需者尚请先商之于星洲诸贤可也”[74]，而康有为和澳门总局仍怀私心，暗中做些手脚。

6月，邱菽园因对港澳总局不信任，将新捐之款“全数汇东”，康“知港澳不给，而无如何”，指示徐勤等向罗普“截一二万还港澳用可也”，甚至打算“调回上海之款”[75]。这些机关算尽的小动作，后来成了“浪费乾没”之说的成因，令保皇会自食其果。

自立军失败后，秦力山至新加坡访康有为、邱菽园，报告长江事变，所说与狄平各异，并怀疑康有为等人“拥资自肥，以致贻误失事”[76]，对康宣布绝交。尽管康有为力图辩解，声称：“尚未集两造，无由处断”，言词间却明显偏袒狄平，说：“力山勇锐，或者畏之，恐其致祸，而不告以实，亦未可知。……雅至忠，而阅历深，有操纵，当俟雅查乃定。”

然而，邱菽园与秦力山自1900年春即诗文互酬，引为同调，况且已对保皇会疑心重重，至此虽未公开反面，却于11月致电康有为，要求亲自出任粮台，掌管钱财，通电各地保皇会将捐款汇往新加坡。康有为一面表示已停粤局以节靡费而蓄大款，一面将深得邱菽园信任的陈继俨拉来助阵，

今仪侃自港来书，亦议请雪梨款尽以寄公，免港澳为众人所分牵，管数者难于破除情面，则大款难蓄，而为零支所累，因以误事，已决计如此。经贻书与任，及复书与侃，特以公近来甚困，忽以告公，虑公以为一埤相遗，故不敢先告。今公慨然任粮台之事，仆既得就近支拨商量可否，此仆所欲请而未敢者。而关切大局，讦谟定策，竟有不约而同心，盖事关一体，自然而同也。今将仪侃之来书并陈，以见公电之先得我心，欢然无似。[77]

其实，康有为此番做作可谓言不由衷。梁启超于1900年九十月间赴新加坡、槟榔屿见康有为时，“见岛极殷勤，必不疑其遽决裂”，抵澳洲后，接邱菽园来电索款，以为“汉狱之焰，方波及于粤。弟子窃疑港、澳局皆站不住，有大变动，又以为岛之此电，必曾与师商者，故得电后即照办”，共汇出2000镑，直到1901年4月接康有为来电，才知变生不测。[78]康有为得知情况，即通告各埠保皇会将捐款寄往其所在的庇能。可见他并不想让邱菽园支配保皇会的财政。

邱菽园与康有为虽然不和，并未与保皇派公开断交。自立军失败后，被捕者的供词牵涉邱菽园，富有山堂又将其列为正龙头，清方查知，两广总督陶模札行驻新加坡领事罗志尧查明邱菽园、林文庆等人有无植党图粤之事，实则有意为其开脱。邱菽园得知这一信息，于1901年4月上书陶模，声明自己与康、梁的交往，限于考古校经，问政变始末，谈及时务，指陈得失，英雄所见，虽曰略同，而见机观变，豪杰各不相下，并反对将“忠君爱国之人，概目为祖于康、梁之党。康、梁身份，诚日增加，而志士皇皇，进无以为自解之路”，认为只要清廷“取法维新，与民乐利，不徒楚粤诸党会，本非生而好乱，一旦名义无出，闻而戢其他心，想彼康、梁，亦犹人耳，望风解散之不暇”[79]。言语间只有辩解之词，而无攻击之意。在此前后，他还与东京的梁启田联系，请其与梁启超协商，如果梁肯东归主持全局，愿再出10万。梁启超甚至准备接受，“愿居长崎，以任内事”，而让康有为游历南美。[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