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第9/13页）

邱菽园弃康拥梁，决非仅仅出于财务纠纷或个人关系不合，而是宗旨倾向变化的表征，亦即由康有为的保皇转向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兴民政。邱菽园本有种族意识，曾作《黄帝本纪》万言书，“严辨种界，考据精审，旅外文人多未留意及此者”。其通电上书要求归政之举，也明知“此在中原是逆着”而不惜犯险抗命为之。[81]自立军失败后，秦力山、冯自由与邱菽园等的唱和诗文，反映出新加坡华侨民权心声的释放。如秦力山《道出星洲赠星洲寓公》:

天南诗阵走雄师，凛凛良狐笔一枝。闻说中原民贼剧，却应头颈惯矜持。

五千年上吾谁祖，四兆同胞尽若忘。可怪胡儿多误我，神洲此后更沧桑。

《重留别邱林徐三君子》:

中原相见再长谈，不到民权死不甘，寄语三君吾去也，魂兮留滞在天南。

人事虽歧心未灰，他年应再动春雷，排空击得弹丸碎，直抵黄龙饮一回。[82]

冯自由《赠寄星洲寓公》:

文明地狱野蛮天，廿纪修罗铁血鲜。傀儡争存魔鬼现，喇叭吹起睡狮眠。自由潮汐新中国，独立风云壮少年，绝好黄金供锻冶，与君击剑倡民权。[83]

可惜梁启超终究不能跨越雷池。后来秦力山因故与梁启超反目，邱菽园也断然宣称：“文笔之徒不足与相语，竟与康有为、梁启超绝交。”[84]邱菽园于1901年8月13日再次公开发表自辩文，解脱康党干系之外，更对康指责抨击。他说:

不佞以海邦男子，两年以来，籍籍蒙康党之名者，岂真独无闻见，而曾不一为辩白欤。诚以党与不党，我心清白，原有存真。而不图阴鸷阴狠之康有为，即以不佞兀傲自喜，曾无趋附门下之心，故动辄援借微名，播告天下，极力表暴，或刊各报纸，或印名会单，不惜齿牙，大加赞誉，深恐天下人士不知不佞为其党也者。甚至如汉口鄂督所捕之会党，及粤东德轮所获之海盗，搜其行箧身上，亦复遍有仆名。

他进一步归纳道:

大抵康之为人，结党营私四字，其死后不磨之谥，而其结党之法，总以其学问招徕之帜，以大帽子为牢笼之具，凡属少年聪俊好奇喜事之辈，一与之游，无不入其彀中，此则戊戌以前在粤聚徒及在京结党之手段也。至于亡命出奔以后，则又变用其结党之法，以维新为欺人之术，以皇上为保命之方，其与为仇者则攻击之，其施之恩者，则愚诱之。若夫豪杰有志热心君国，不甘趋附之流，稍与周旋，则必推重其名，表扬其义，逢人说项，到处推袁，一若此人为其前身父母，再世知己，而天壤难逢，笃生不偶者，一欲收其入党之心，一欲绝其归国之路。其用计之狡，弄术之工，至于此极。故凡报纸上所胪列新党之名，及其行事或登诸各西报，或见诸《清议》、《知新》等华字报，极言其人若何有志，若何明义，若何捐款者，大抵皆非其党，而惧终不入其党，故乱造谣言，冀使内地官场得闻姓字，而设法捕获，则虽有志士，亦苦于进退维谷，而不得不依草附木，以中其计。此康有为出走以来，结党营私之心术也。……故欲知康党与新党之分，但观康之隐扬足矣。其扬之升天者，其人必立志维新而不肯入党者也。其隐之埋地者，其人必彼死党而甘与之图谋裹言倡行自立者也。[85]

是时邱菽园因牵涉保皇会，其家乡族人株连受害，邱报效赈银1万两，声明“初与康、梁二逆往还，嗣闻其藉会敛财，煽党谋逆，立即痛恨绝交”，才由张之洞奏准销案[86]既要开脱罪名，当然有所遮掩。但公然骂康，却是发自内心的愤懑之词。

促使新加坡华侨脱离保皇派的另一原因，是与孙中山的联系。1900年六七月间，孙中山准备亲赴南洋与康有为协商联合大举事宜，先派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人前往接洽。宫崎等人到新加坡后，寻访邱菽园，后者告以康有为并未在新加坡居住，宫崎寅藏遂托邱菽园转交书信。而康有为一方面排斥主张反满的革命党，另一方面对前此孙中山介入刘学询、李鸿章等人的交康、刺康密谋心怀恐惧，加上他接到多方获得的情报，指宫崎寅藏为刺客，而宫崎寅藏等人赴新加坡之前在广东与李鸿章的手下有过秘密接触，令传闻显得真实，于是借口英国当局保护严密，拒绝见面，仅派汤叡赠款百元。宫崎寅藏等致函反驳行刺之诬，信被警方截获，而保皇会又将此事报告总督，警察遂将宫崎寅藏等人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