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第6/13页）

篡废事虽迫于舆论，暂辍所谋，然枭獍之性岂尝一日忘食母哉。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火星。叔子日与南海促归运筹，其大端下手处果若何，幸常常急相告。[48]据康有为后来称：“然今大事之付托，全在统兵之人。”[49]

长江、广东、广西分别由为唐才常、陈翼亭、梁炳光负责。这一布置在1900年春已成定局，梁启超致函梁君力通告各地运动情形：“现时刚团已开练，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邱仙根进士倡率屋闸，而佛臣在上海联络长江一带豪杰，条理具备，所欠者饷与械耳。”[50]

不过，保皇会在三个方向上并非平均用力，依据康有为所拟“勤王行师议”，广西一路为勤王主力正军。所以4月梁启超复函康有为，对该计划虽推为“第一著”，却提出首先取粤，以固根本而壮士气。[51]

在战略主攻方向的选取上，保皇会有过权衡，而且很大程度上受邱菽园等人态度的影响。最初康有为对“粤多人才而民强悍，且风气已开”的人和优势情有独钟，主持澳门总局的康门弟子也多为广东人，希望首先由此发动，同时对李鸿章督粤及许应骙党羽颇盛心存顾忌，反而觉得“福建关键最为紧要”，详细研究过福建发难的各种地利与人和因素，以及具体的运动办法。[52]

不过，注意福建，多半是敷衍闽籍的新加坡华侨，保皇会的勤王战略从康有为等人一到新加坡就开始策划，而对广西始终有所偏重。5月底，广西的唐景崧派人赴新加坡“请期”，康有为大喜过望，立即下令全力注西。[53]本来邱菽园打算“出五万开办闽生意”，康“恶分则力薄，已极力说其改归西，今已全变，不办闽生意，专做西生意。并将全股本拨来”。康有为得此巨款，慨叹“岛真不可再得者也”，随即与邱菽园商议，改变原来广西方面因缺少军械而不能起的不利局面，改“散财招伙”为“因械聚人”，决定“趁日本旧货出售，将尽以全力大购之”，把邱的5万元全数径直汇往日本，不由港澳总局转手。[54]

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联军开始水陆进攻，又风闻“上弑之谣”，新加坡华侨认为危机迫在眉睫，不断催促保皇会赶紧采取行动。对此康有为感到时不我待，赶制出详细的行军作战计划，几乎尽遣所联络到的两广民间武装头目全力取桂。本来邱菽园答应将用于福建的5万元改用于广西方向，汇出3万元后，见保皇会迟迟未动，怒而扣留余款。恰好此时发生广西容县被变民围困事件，梁铁君“以为或者即李立之兵”，康有为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因以此告此间及吉、暹，云西已起，但不令打勤旗，今已电令改插勤旗，诸公得此报上实耗，乃少解”[55]。

在康的哄骗劝说下，邱菽园不仅汇出余下的2万款项，还允诺再捐10万元，以求“刻日成军”。邱菽园虽有百万家产，但要立即拿出现款，也非易事。他“四处筹借，即不然，亦于两礼拜内，必得此十万”。[56]果然言出必果，最后用屋契作保，以6厘息再借款10万元捐出。康有为一方面感叹其“破家为国，再无第二人”，另一方面则陷入两难境地，仓促行动，“又虑条理未备，而不能妄起，然再迟，人心散矣”，竟指示部下“速为之，成败皆在今日，今不妨冒险”。[57]

北方局势的变化，也牵动着岭南政局。6月18日，清廷电令李鸿章北上。“北乱李行”的消息传出，给保皇会在粤行动带来一线曙光。6月20日，康有为指示欧榘甲：“可与诸子竭力图粤事”[58]，打算改变战略主攻方向。但这一变更遭到邱菽园的坚决反对，迫使康有为回到原定方案。康将此事函告叶湘南:

吾始以力薄，故全力图东栈，然岛力欲羽异西，吾亦以为立不败之地，极佳。……岛虑甚周，极欲羽异正军捣西，既可必得，又可令粤响应，又处于不败之地，无论粤中得不，而西可必得而入湘也。岛甚谆谆于是，吾亦未尝不以为然。吾今注意于东，且虑大敌环来，故欲特留大将才，即练大兵以当之。然得粤究以长驱为要，长驱仍以翼为之。[59]

其实，康有为在战略决策上并非如此果断坚决，举棋不定，华而不实，才是保皇会勤王的行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