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租界之战：裕禄的一场政治表演（第5/8页）

我正在办理此事之时，接到报告，有一部分洋兵从大沽口坐火车北上试图进犯天津，洋兵率先开炮，我军阻截（洋人果然来犯津了，证明了之前加强天津防卫的必要性，并且说明天津的战斗也是“衅自他开”）。

随后租界里洋军分路出击，我亲率各军和拳民竭力进攻租界，军民团结一心，英勇奋战，一直激战到19日，我军获胜在望，紫竹林租界指日可下（所谓“获胜在望”，这大概指的是“精彩”的炮战）。

我与负责阻截大沽口北上之军的聂士成商量，准备一鼓作气先攻下租界，然后全力接济罗荣光。大沽口距天津一百余里，电报不通，那边的情况如何，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只是听说弹药库被炸，危急的情况可想而知。不料又听说西摩尔联军正在回撤天津，看来，我又不得不派出军队前往防御了。

领导，这就是这些天洋人首先开衅、我接仗获胜，并现在筹划防守的实在情形。虽然我军民心极固，军气甚扬，但以天津现有兵力，以一敌八，军事万分棘手，请调拨大军，星夜赴津增援。我把这个战时报告发给领导，听候指示，纵有千难万难，奴才唯有妥为联络，竭尽心力办理！（一句话总结：你辛苦了。）

完美，十分完美。大沽口炮台早在17日就已经失陷了，而在裕禄同志20日这封奏折里，他大谈特谈的仍然是他如何保卫天津，如何英勇地领导租界之战，他比上一封奏折“进了一步”的只是告诉慈禧战斗已经打响，但竟然还是没有告诉慈禧炮台已经失陷的事实（裕禄最终是在第二天——21日才报告的）。

“表功”的同时自然也就为大沽口失陷开脱了责任。若只看裕禄同志的这份奏折，大沽口之战和保卫天津之战这两件原本有明显时间先后顺序的事情，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他完全没有顾及大沽口的失责，被忙忙碌碌、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地“保卫天津”给掩盖了。看到这份奏折的慈禧还能说什么呢，估计只恨不得能握住裕禄大人的手，眼泪哗哗：我就啥也不说了。

大家要问了，一封小小的奏折，就有这么大的学问和作用吗？朝廷难道只会“依折办事”？

这是有传统的。咸丰年间，爱犯事的左宗棠被人上奏参劾，面临处罚，于是营救他的人就开始想办法，而这办法不是去收集左宗棠无罪的证据，也不是去了解所参劾之事的事实，更不是去翻翻大清律法，而是请当时的饱学之士（潘祖荫）写了一封更加厉害的奏折，后来左宗棠果然就因为一封奏折被“保”下来了，在这封奏折里有一句“名句”：

国不可以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看来“名句”能救人，至于左宗棠到底按律该不该罚，没人关心了。而在大清的督抚衙门、六部衙门，那些专门为领导写奏折的师爷，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号——刀笔吏。

只是这些人文字好，会写文章吗？不是的，在这些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秘密，一个王朝传承千年的秘密。

一位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名扬海内外的海外历史学家——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黄仁宇，在对历史进行多年的研究后，他得出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结论：几千年来的王朝都缺乏一种“数字化管理”，帝国的繁荣是经不起科学的、精准的数据检验的。

裕禄大人这封奏折，虽然前后跨度有整整四天，但关于时间的用语是“随即”“旋”“马上”等，相信大家在阅读其他史料中也是深有感触的，比如“该有关人员”“该相关部门”等。更厉害的是即使是军报，数字性方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本人对于历史上几次著名的战役曾经想搞清楚双方的兵力对比，这些报告里留下的数据往往是——数万。

说起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的：第一，当然是留下点空间，方便大家将来逃避问责，越模糊越好，或者方便军队里吃空饷。这个大家都懂；而第二个原因可能比较搞笑：方便领导看得懂。

帝国的官员都是学八股出身的，从进入私塾起就只有两件事情：培养写八股的能力和培养对皇上的忠心，于是他们对于“枯燥”的数字是没有概念的，经常脱口而出、随手一写的就是“数千年往事”“数万里河山”以及“数亿万臣民”。他们没有兴趣看数据，你就不要写，写复杂了他们也看不懂，还要批评你这报告写得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