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租界之战：裕禄的一场政治表演（第4/8页）

也就是说，只有发动冲锋才能让天津的战局明朗，才能将战斗带入真正的高潮，把优势转化为胜利。

而裕禄同志似乎“怯战”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认为租界中洋人死伤还不大，而且他们也有炮，此时还不能发动冲锋，要保存军队的人数，保存实力，免得将来被动挨打。裕禄似乎也不太相信自己的军队竟然还能对着洋人冲上去，竟然还有能跟洋人拼刺刀的能力。在聂士成的坚持下，裕禄终于命令军队“冲锋”了，不过冲上去的是义和拳民，正规军仍然在后方优哉游哉地打炮。

大哥，您只打炮，不冲锋，没高潮，如何能解决战斗啊？

拳民没有有效武器，“冲锋”很轻易就被租界联军打退，而军粮城一带防线越来越吃紧，聂士成不得不亲自前往军粮城指挥阻截战，一直到6月20日，兵力越来越多的大沽口联军发动了多次进攻，然而始终没有突破聂士成防线。

但是对于租界这边的战斗，聂士成十分焦急，他知道留给裕禄攻进租界的机会将越来越少，此时不强攻，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强攻，战机稍纵即逝。而此时的裕禄仍然没有清醒过来，他在进行一件对他无比重要的事——写奏折。

是的，聂士成可以只从战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裕禄是天津的最高军政长官，是要向朝廷和慈禧报告的，接下来就要解决那个难题：如何把大沽口以及天津的这一切向慈禧报告。

如何汇报战况：裕禄写奏折的艺术

6月17日早晨接到照会之后，裕禄就已经感觉到了脑袋上的顶戴可能大事不妙，他在大沽口的防务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职，但裕禄虽然指挥战斗的能力一般，对处理这样的“危机”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多年的官场生涯已经使他明白：只要是做官，就难免出事故。但只要能将事故上报给领导（慈禧），就一定有补救的办法。

6月17日，在接到“照会”之后，裕禄立即给慈禧发了第一道奏折——《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相信我们还记得，裕禄同志在这道奏折里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他只告诉慈禧：他收到了“杜士兰照会”，大沽口外的联军向罗荣光发最后通牒强索炮台，情形危急！然后他报告了一阵天津的兵力空虚，希望朝廷赶快派兵接应（“并请旨迅饬董福祥等统带所部，星夜来津接应”）。

而至于最关键，也是对慈禧的决策最重要的信息——洋人是否已经开战，炮台还在不在守军的手里？裕禄什么也没说。

裕禄当然不能说。根据租界方面的记录，炮台失陷的消息在17日上午就已经传到了租界（租界联军才因此主动出击），裕禄不可能不知道，即使不知道也应该派个侦察兵了解清楚情况后再迅速续报给慈禧。但裕禄需要的就是对大沽口的“不知情”，其实如果不是这天杀的洋人将一份什么照会送过来，裕禄倒是宁愿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最好悄无声息地就把大沽口给占了，这样他顶多是个“失察”的责任。而洋人却偏偏将他拖下了水，于是裕禄只好先硬着头皮写了这一封奏折，但给朝廷报告重大事故嘛，不能一上来就讲明白的，一讲明白慈禧就不会紧张了，就会立即怪罪到裕禄头上，裕禄需要的是要将大沽口的情况一点一点地“透露”给慈禧。

接下来，6月18日、19日，裕禄再无写给慈禧的奏折，尽管此时的慈禧在皇宫已经是望眼欲穿。

6月20日，在有充分的时间能够混淆之后，裕禄才给慈禧写了第二封长长的奏折——《接仗获胜折》。他把第一封奏折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这封奏折里一并说了。而这道奏折堪称“名篇”，不仅“保”裕禄绰绰有余，还是可用于官场逃避问责、诉苦表功的示范性教程，皆是欺上瞒下、移花接木、混淆是非之必备读物。请大家来看一下翻译版本。

领导：我不是在6月17日报告了我接到了杜士兰外交照会，大沽口外联军发最后通牒给罗荣光、欲占炮台，我请旨要求朝廷派援军吗（你们为何不派）？我刚报告完，旋又（注意）接到罗荣光也派快马前来报告他接到了“最后通牒”一事。随后（注意）又接到罗荣光的第二封报告，报告说洋人首先开炮进攻，他正率领守兵竭力抵抗，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洋人既已经在大沽发动战事，天津的防务必然十分要紧，于是我马上（注意）命令天津驻军做好各项军事准备。天津的兵力还是比较少啊（再强调一下），而在天津的拳民已经不下3万人，现在紧急备战。这是一支很好的利用力量，形势所迫，我就不得不先暂时招抚以应急，于是我亲自接见义勇的首领，办理此事（由于此时义和拳还没有被慈禧宣布“合法”，还没有真正成为“义和团”，于是特意将他“私自”联合义和拳的情况做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