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东： 中外科学交流的恢复（第5/6页）
那几天我们很忙，除参加有关会议，还在会下找了很多人，特别是英国、美国等国在国科联的执行委员谈话——并没直截了当地要他们投我们的票，主要是旁敲侧击。英国的执行委员的态度最好，那人我认识，但他并不做实质性的保证。而美国的执行委员则显得比较天真。
在最后一次会上，形势大为扭转，关键是周培源的讲话。他一上台就说，很高兴重新参加国科联的会议，自1946年参加国科联的成立大会以来，我与这个组织已经有了36年的往来。此话一讲，全场惊讶——大概别的代表都没有他那么老的资格。周培源先生的英文棒极了，人长得又漂亮，真是风度翩翩。论起外交手腕，吴大猷先生比他可是差多了。讲完后投票，那些事先没表态支持我们的也大多给我们投了赞成票，中国科协从此恢复了中国在国科联的席位，而“中研院”所占的只是中华台北的席位。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崛起的大势和大陆的研究实力。学会也是看实力的，台湾再强也只是一个小岛，能有多少科学家呢？而大陆的人多，就算水平不够高，但科学家的量大啊。事实上，台湾地区科学家的水平也不见得比我们的高。我认为，当时两岸化学家的研究水平大致相当，在生化领域，大陆科学家的水平还明显高于台湾。
熊：吴大猷、王继五等人当时是什么态度？
胡：王继五比我大一两岁，跟周培源先生比，当然是后辈啦。对于投票结果，他似乎并不在意，与我们谈笑自如。而吴大猷先生则显得郁闷得很。他也是老一辈的科学家，对于结果是在意的，可又不好意思跟我们作对。
熊：吴、刘肩上的责任恐怕也不一样。我想，吴先生参加那次会议，与你们一样，也是有目标的，没有实现目标，他作为团长，要负的责任想必会大得多。
胡：可能是这样。如果吴先生的目标是让“中研院”在国科联继续代表“中国”，跟我们相比，他所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
鲍奕珊（1923—2005），浙江镇海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5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1983年10月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
钱三强（1913—1992），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年）。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计划局局长、副秘书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卢嘉锡（1915—2001），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年）。1934年毕业于中国厦门大学化学系，193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博士学位。1945年回国，先后担任厦门大学教授、副校长，福州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等职，1981—1987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刘兆玄，1943年生，生于湖南浏阳，后随双亲移居台湾，留学加拿大，为知名化学教授，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东吴大学校长。
邢其毅（1911一2002），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原辅仁大学化学系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人工胰岛素合成工作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匡廷云，1934年生，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1956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业化学系，1962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生物系获得副博士学位。
李远哲，1936年生，台湾新竹人，化学家，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1965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获得博士学位，1994—200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2011年9月起任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主席。
譬如1976年中国地质学会加入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援引的就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方式——以驱逐台湾代表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