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东： 中外科学交流的恢复（第3/6页）

1979年，卢嘉锡（左）和胡亚东访问芬兰、瑞士和美国（胡亚东先生提供）

台湾也有代表参加这个会议，而且以前由他们占据联合会中的中国席位。他们一行四人，领头的是王继五，另三位分别为郝履成、陈法清和刘兆玄。因为外汇少，我和卢先生寒酸得很，两人合住一间房，里面就一张大床，只能一起睡，差点被人家怀疑是同性恋。而台湾代表团就不同了，每人都住两间一套的套间。王继五还很有外交手腕，一到达沃斯就租了一辆汽车，租了一台打字机。休息的那一天，他们开车到小国列支敦士登去玩，我跟卢先生则傻乎乎地待在旅馆里，也就能喝点可口可乐、吃点奶油蛋糕而已。当时两岸的差别何其大也！

有一天，王继五等人请我们去郝履成的套间聊天。一聊，就发现他们中有三个人跟大陆关系密切：王继五的父亲是王世杰，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郝履成是原北京辅仁大学的，与邢其毅是好朋友，常常在一起打牌；刘兆玄的爸爸是海军的一个少将，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只有有机化学家陈法清是留学日本的，跟大陆没什么关系。刘兆玄现在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当时他很年轻，刚从加拿大拿了学位回去当副教授。你们不清楚当时两岸敌对的情绪有多强——不管是在报纸上还是在国际活动中，经常互称“共匪”、“蒋帮”，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我们六位化学家之间，关系很融洽，政治除外，风土人情，旧友故知，什么都谈。刘兆玄对我和卢先生尤其尊敬，因为我俩比他年纪大。我们还送了他们一条北京牌香烟，他们回赠了我们一条台湾产的香烟。

熊：关于谁代表中国之事，你们是不是也进行了商议？

胡：关于各自学会的情况，我们谈了不少，但都刻意不谈我们将进来，他们将出去，将改由我们在联合会中代表中国一事。

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反而不谈？你们又是如何解决代表资格问题的？

胡：我们直接跟联合会的理事会谈，根本就不与台湾代表协商，跟台湾代表之间只是私人接触。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79年初中美建交、美国与台湾断绝官方往来以来，在国际组织中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来代表中国，已成大势所趋。一两个月前（1979年7月），由王应睐带队的中国生化学会已经成功加入国际生化联合会，将台湾的相关组织变为located in Taipei, China（位于中华台北）的生化学会。遵照相同的模式，我们与联合会理事会之间的洽谈是相当顺利的。台湾代表清楚这一点，为免尴尬，也不提此事。

1979年9月3日，卢嘉锡、胡亚东代表中国化学会签字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胡亚东先生提供，摄于瑞士达沃斯）

熊：参会之前有无政府机构跟你们谈话？

胡：临走之前中国科学院外事局找我们谈过话。他们已经跟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有过联系，就中国化学会如何加入该组织交换过意见。外事局要求我们遵照生化学会采用的模式跟联合会谈，说是在这个原则之下怎么谈都行。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生化协会加入国际协会的情况，外事局还特意请了植物所的匡廷云来传授经验。她刚刚作为生化学会的代表参加了在多伦多举行的那次会议，记得她跟我们谈话时非常兴奋。

熊：是不是由中国生化学会开创了所谓的“奥林匹克模式”（也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代表中国，而原“中华民国”的相关组织变为位于台北的地方组织）？

胡：这个模式首先出现在国际奥委会之中；然后中国生化学会依照这个模式加入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接着我们中国化学会继续用这个模式；在我们之后可能还有一两个协会也用了这个模式，然后，外交部叫停，说这么干“太右”；1982年后，又继续采用这种做法。

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会到1979年10月25日才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名称是“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奥林匹克委员会”，也即由大陆代表中国，台湾仅作为地区参加奥运会。从时间上看，不但中国生化学会，就是你们中国化学会，使用这个模式也比奥林匹克运动会采用这个模式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