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第6/8页）
在1965年10月、l1月之间的两星期内，姚文元发表了两篇文章，左右开弓，一手打心理学，一手打《海瑞罢官》。他化名葛铭人（“革命人”的谐音）写的《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一文，以批判浙江心理学家陈立关于《色、形爱好差异》的实验报告为突破口，从方法论到任务，全面否定已有的心理学研究，给它们贴上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反科学”、“伪科学”等标签。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就不可收拾。心理所很快由“革命造反派”掌权，最后做出结论，心理学是伪科学，心理所要撤销。该所三位副所长曹日昌、丁瓒和尚山羽全都在病中被迫害致死。曹日昌受错误审查和批斗，疾病得不到及时诊治，于1969年3月因肝癌病逝。他的夫人吴秀明（荷兰人，原名色尔玛）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英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被心理所造反派非法关押在该所，因不堪折磨，含冤自杀。他们的子女则被下放到河北、内蒙古农村，“文革”以后被母亲那边的亲戚接到荷兰去了。“文革”的灾难使他们家破人亡，他们带着无法医治的心灵创伤离开了中国。
心理所其他的研究人员则和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北京实验生物中心、北京植物园等被撤销单位的人员一起，被下放到位于湖北潜江的中国科学院五七学校，和我们这些所谓旧院部的人员——所谓张劲夫“旧机关”的“旧人员”——成了“战友”。
心理所的所址——即原来的端王府——也被人家给占了。所有的仪器设备也都没了。略微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当时把所有的书刊打了包，委托院图书馆代为保存，所以那些书刊没有散失。
在撤销心理所的同时，全国所有大学的心理专业或心理教研室都停止了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它们才开始重新恢复。我国的心理学研究停顿了10年，而那10年正是国外心理学发展最快的时候。
我讲述这段中国官员干预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是希望人们能从中吸取一点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本文初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4期，第111—121页。收入本书时略有增补、修订。
丁瓒（1910—1968），心理学家，江苏南通人。193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心理学系，随即去北平协和医院脑系科做研究生。随该系主任学精神病学，后留校任助教，并在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等单位创办心理卫生咨询门诊。抗日战争期间，南下投身于林可胜先生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1942年，任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技师兼心理卫生室主任，同时还兼任多所高校的心理学副教授。1947年被选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做访问学者及短期进修，并到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日内瓦和哥本哈根等地参观访问。此间，在美国芝加哥、法国巴黎等地筹组了中国科协分会，团结和组织了不少学科学的中国留学生，这对后来促使这些科学工作者归国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10月回到香港，不久后乘海轮绕开“蒋管区”经大连抵达东北刚解放的沈阳，并于次年2月进入北平。他在1927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由于南通党组织遭破坏而失掉与党的联系，1945年在重庆重新入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代书记和办公厅副主任、计划局副局长等职。
恽子强（1899—1963），化学家，江苏武进人。著名青年领袖恽代英之弟，1924年6月毕业于东南大学文理科化学系，后在河南、辽宁、广东、湖北、上海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和革命工作，1943年到延安，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华北工学院副院长等职。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任院党组书记，并先后担任办公厅副主任、编译局副局长等职。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学部委员。
汪敬熙（1893—1968），生理心理学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3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归国，先后任中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1948年接替李约瑟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1952年卸任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威斯康星大学任教直到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