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第4/8页）

这个非常好的批复出现于陆定一在怀仁堂给文联和科技界作“双百方针”报告（1956年5月26日）之后。我想，中宣部能写这么一个非常开明的报告，跟吸取苏联的教训，改变自己的作风有很大的关系。

康生等“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

应该说1956年的这个批示是一个很好的转机，可不久之后的反右派运动又令“双百方针”名存实亡。1958年时，更是对心理学开展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批判。这个批判是从教育口弄起来的，其背景之一是“教育革命”。

“火”从北京师范大学烧起。1958年7月底，北师大党委和教育系党总支发动了批判该校心理学教研室两条道路斗争的运动，教研室主任彭飞教授、副主任朱智贤教授和几位讲师遭到围攻。北师大的心理学批判运动很快越出校园扩及北京、天津，乃至全国。8月中，北师大连续召开三次千人以上批判大会。心理所的潘菽、曹日昌和北京大学的唐钺教授等，也都被点名批判。批判的声势搞得越来越大，从学科的性质到任务，整个心理学科被批判得一无是处。“凡坚持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骨干，特别是老科学家，大都受到冲击，形成了人人过关”的局面。“更有甚者，强迫被批判的人写检查，在任意篡改检查者的原意后，又不经检查者的同意，就公开发表了。有的被批判的人不仅当了‘反面教员’，而且在行动上也不自由了，到校外去开会还得有人跟着；有的甚至免了职，罢了官，取消了党员预备期”。

在这次批判运动中，《光明日报》起了非常不光彩的作用。它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推波助澜，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发表了40篇批判文章和详细的动态报道——通常一天四版的《光明日报》不时被扩成八版，然后用两三个整版刊登批判心理学的文章。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又以惊人的速度出版了北师大组织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编写的两本《心理学批判集》。

这里面出现了很多可笑的东西。比如，潘菽说过，有一些非常初级的心理活动，跟阶级意识没什么关系，很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比如射击瞄准，是眼、手动作的协调，哪个阶级的战士都要经过这样的心理过程。资产阶级的部队，有射击准确的，无产阶级的部队，也有射击准确的。而那些批判文章的结论是，心理学是党性、阶级性很强的学科，是社会科学，所以它的研究只能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为了保卫祖国，天天训练，所以射击就非常准确。批判文章还说，我们的劳动人民，冬天照样做工、种地，他们不感觉冷。但有些富翁，他们冬天穿着皮袄，还感觉冷，所以冷不冷是有阶级性的。还有人说，对于大粪，资产阶级闻着臭，农民闻着香。真是闹了很多笑话。

过去在学习、改革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这是很正常的。比如，有的学了巴甫洛夫学说，用条件反射来研究；有的想通过动物实验来研究研究人的心理。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讨论同行平等交流讨论来进行商榷的。但1958年的这些批判纯粹是胡搅蛮缠。他们点名将多位知名的心理学家当“白旗”拔掉，却不许被批评者声辩、反批评，破坏了心理学正常的教学、研究秩序，搅乱了人们特别是青年科研教学人员和青年学生的思想，给我国心理学带来了一场严重的灾难，使这个方兴未艾的学科濒临夭折。

以前一直都由我负责联系心理所。突然间，领导告诉我，心理所的工作由中宣部接管，我们不必去联系了。我刚开始时还不明白，接着，就发生了心理学大批判之事。本来，按中国过去的做法，不同的系统，在条条块块中间，有着非常严格的界限。但这一次，一个大学的运动管到了其他系统，并把全国心理学界搞乱了。所以，我当时觉得很纳闷。一直到最近几年，在看了《朱智贤传》和彭飞的文章之后，我才知道，是康生在背后点的火。

那一年康生特别活跃。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他在全国活动了好几个月。6月、7月之间他到中宣部去，找该部负责人商谈“教育革命”运动从何入手。他提到，建国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从苏联教材翻译过来的，尤其社会科学的教材肯定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问题。苏联变修了，应该如何批判？他认为苏联的教育学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问批判运动是否就从教育学入手。中宣部负责人不同意，说：不能批教育学，我们引进的是凯洛夫的教育学，它是斯大林时代搞出来的，如果批判不就乱了嘛。他建议改批心理学。康生终于决定就以批判心理学为突破口。他说：我们共产党是搞唯物主义的，什么心理学？！唯心主义应该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