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第5/8页）

康生还给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定调为：“心理学是党性的、阶级分析的社会科学”。康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名誉教授”，于是，批判运动就从该校启动。7月初，中宣部将康生定的调子迅速下达给北京师范大学，该校党组织再发动党团员和要求进步的学生批判老师。

在经历1956年的大转折之后，中宣部的负责人又恢复了他在1952年时做法。在这两个180度大转弯之后有什么蹊跷？我搞不清楚。这个人我一直都摸不透。

胡乔木对批判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予以否定

这次批判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1959年1—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1958年的“批判运动”进行纠偏，才把对心理学的批判停了下来。

会后不久的3月13日，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在中南海接见了心理所的潘菽、曹日昌、尚山羽等人。3月21日，他又接见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人。在这样的小范围内，他就“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肯定“在过去心理学批判中，把心理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加以揭露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又通过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对那些“揭露和批判”进行了反批评。

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他说：“陆平同志说得好：‘管它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还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边缘科学，反正它是一门科学。’这个说法很开明。反正它是一门科学，就要加以研究。还要动员一些人来对这门科学下点苦工夫”。关于心理学的阶级性，他说：“人的心理有共同的规律，比如感觉、知觉、联想、记忆……这些心理过程在阶级消灭之后还会有”；“阶级性是一定发展阶段的特点，说只有阶级性是错误的”。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他说：“联系实际的工作要搞，理论研究也要搞”；“动物心理也要搞，把人当作动物和把人当作与动物毫不相干，都是错误的”。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他说：“假如排除实验，心理学又如何研究呢？”他还对批判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若说农民闻大粪和地主闻大粪感觉不同，也是说不过去的，地主闻大粪是臭的，农民闻着也不是香的，否则就不用搞化学肥了，农民的房子里也不用贴些画、插些花了，光弄些大粪来就行了。冷热的感觉问题也是如此。太阳晒在资本家的身上是热的，晒在工人、农民身上也是热的。”……

据于光远和李佩珊透露，当时在中宣部内部，胡乔木下的断语更重。他毫不客气地评价说：在1958年以来的各种批判运动中，以对心理学的批判最不讲道理。

胡乔木还要求心理学家“在批判中应当坚持自己的意见，应当采取攻势”。他还强调，“学术讨论要说服人。现在应当把复杂的问题摆出来，大家研究。把所有问题一一列出来，一一答复，多写几篇文章，进行宣传”。

受胡乔木这两次讲话的鼓舞，3月31日，心理所特地邀请了北京有关单位的心理学工作者80余人座谈，对1958年心理学批判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5月11—16日，心理所、北大、北师大等北京地区的6个心理学教研单位联合举办了学术报告会，继续探讨了相关问题。外地未经邀请的其他14个相关单位闻风而来，前后共有400多人到会。而《光明日报》也开始登载潘菽、朱智贤等人的声辩。比讲道理，秀才当然不会输给兵。心理学家终于在一定程度上翻了身，而垂死的中国心理学也因此而重新得以焕发生机。

因此，后来心理所总结道：“这两次胡乔木同志的谈话，给心理学工作者很大启发，为扭转这次心理学批判中的错误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心理学遭受灭顶之灾

对于1958年心理学批判运动，虽然1959年胡乔木在小范围里讲了话，1961年时各单位的领导还根据中央的统一规定对“白旗”们进行了甄别和道歉，但运动本身的对错、是非，并没有任何主管部门或领导出面公开表态。因而，对心理学持全盘否定的错误思想一直都没有得到充分地澄清。结果，这方面的流毒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得到了更大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