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追忆广州会议（第4/7页）

薛：生物组对原因做过分析，别的组似乎没有，至少从简报中看不出来。生物组的总结是，那些风：（1）来自外国。所谓外国，就是苏联啦。我国搞“学习苏联运动”，结果把许多不好的东西学了过来。（2）来自领导。（3）来自宣传报道。（4）来自名牌单位。所谓名牌单位，高教系统主要指北大等重点院校，科研部门主要指中国科学院的各研究所。这些单位怎么做，大家都跟着上。（5）来自科学家。科学家做自我检讨，承认在自己的队伍中也有少量兴风作浪的。对那些“风”有异议的，也因为“怕吃亏”、“赶时髦”、“心中无数”等原因，未能发表意见坚持真理。平时大家都慷慨激昂说要做疾风中的劲草，但实际上“风”一吹来就都倒下了。

这个总结既批评了领导，又把自己摆进去了，虽然限于当时的形势，在分析原因时也没能说到点子上，但这几点总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熊：除了那些“风”，科学家们还有哪些意见？

薛：学术争论政治化，这是每个组都批评的问题。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生物组的摩尔根遗传学和米丘林遗传学之争当然不在话下啦。其他如农业、林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像保花保果、疏花疏果之争，也被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有关领导轻信了少量不疏花不疏果而增产的例子，根本就不考虑品种、条件、时间等因素，将这一栽培方法推广到全国。持反对态度的人都被戴上两条道路斗争、资产阶级思想等帽子。

在红松采伐和更新问题上，科学家和林业部门有不同意见。林业部门往往把树木全都剃光，然后再种，这样好进行机械化操作。但问题是红松喜阴，没有一个东西给幼树挡光，它根本就长不好。所以科学家主张在砍掉大的母树的同时，中、小树还留着，以创造一个荫蔽环境。这本来是一个生产和学术上的问题，可在反右派运动中，某森林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对这场争论做了政治结论，说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研究森林生物学规律的人说成是自然主义学派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并在《红旗》杂志和黑龙江林业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的文章。这样一来，就谁都不敢讲话了。

教育部门反映出的问题更多，五花八门，十分可笑。就生物学来说，大学课程改革，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的课程是如何改的呢？以鱼为纲，把脊椎动物学和无脊椎动物学合并，一切围绕着鱼，与鱼有关的就教，与鱼无关的就不讲。无脊椎动物讲什么呢？讲鱼的寄生虫和鱼的食物。甚至植物学也要围绕鱼来讲。还有武汉大学。他们讨论把最基础的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三门课合并的问题，主张三门课全合并的被认为是先进，主张三门合并两门的是中游，主张不合并的是落后。还有某大学更荒唐，农学系提职称，种小麦每亩搞到7000斤才能做教授，搞到5000斤的才能做副教授，到不了的，什么都不是。还有代表反映，有的中学生物学教研室评定老师好不好，就看他菜种得好不好，猪养得好不好。这些措施并不是教育部定的，而是在极左的思潮之下，各学校领导“各显神通”自己弄的。

陈毅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熊：您所提到的这么多意见我以前基本都没听说过。我所熟知的，只是马大猷先生提的那个关于知识分子属性的意见。

薛：那个意见确实尖锐。在会议的第二天，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当时声学所还没从电子所中独立出来）副所长、学部委员马大猷就在物理组会议上说：

昨天报告讲“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是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

纪要整理出来后，会议秘书处没敢立即把它印到简报里，而是将其登入了油印的《情况反映》之中。后面这个材料是绝密的，只登极敏感的问题，发给聂荣臻、张劲夫、蒋南翔、韩光等少数几位会议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看。他们看了之后，大概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将其公开到简报之上。所以，这个2月17日的发言，我们到2月20日才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