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追忆广州会议（第3/7页）

陈总讲话中，谈到科学工作中有些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就科学院的工作说，有许多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应该在院党组。不应该叫中央做检讨……工作中出了些问题，正是科学院党组没有很好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结果。

然后，跟张劲夫一样，他主要检讨了科学院党组的瞎指挥行为。他将党组所犯错误归为如下几类：

1．我们自己出了些坏主意。如1958年5月间，“大跃进”时，中关村开跃进大会，实际上是用了摆擂台方法。会议是我发起的，从此助长了浮夸作风，说大话，说做不到的事情。物理所的“小太阳”也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2．学习别人的经验，不问具体情况乱搬……

3．对下面的工作情况不明，一些不正确的做法，没有及时发现、纠正。有些甚至默许、支持……

4．还有，没有很好体会与执行好党的政策……

在中关村设“跃进擂台”一事，我可以下次再跟你详谈。在这里，只简单说两句。那个时候，各研究所都不得不上擂台说出自己的宏伟计划，想法一个比一个狂妄。物理所提出要制造“小太阳”，用它把祁连山、天山等处的冰川融化，进而使大西北的沙漠变成亿万亩良田。那个时候的中国科学家够浪漫吧！

科学家大提意见

熊：有中央领导号召大家提意见，省部级领导还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再加上1962年初中国的政治气氛相对比较宽松，在这样的氛围之下，科学家该提了不少意见吧？

薛：反右派运动之后，让知识分子再次开口提意见，确实是比较难的。但是，聂荣臻的发言，尤其是陶铸、范长江等高级领导人的检讨，还是把党和科学家之间的距离给拉近了。科学家们开始响应号召。当然，要大家不怕打棍子、不怕戴帽子、不怕抓辫子，推心置腹，把可讲可不讲的话都讲出来还是比较难的。从简报上反映的情况来看，有些部委的专家一直都噤若寒蝉，而科学院的科学家发表的意见更多一些，这可能跟张劲夫、杜润生等科学院领导的作风更开明有关。

虽然通过简报也知道其他组的一些情况，但除大会发言外，我只亲历了生物组的会议。所以在这里我主要介绍一下我最了解的生物口专家的意见。

生物组讲的最多的是解放以后刮起的几股“风”：“米丘林风”、“巴甫洛夫风”、“针灸风”、“总结农业丰产经验风”（1958年时，中科院植物生理所党委提出要把实验室搬下乡。所长、学部委员罗宗洛反对，但没有任何作用，他反被贴大字报批判）、“抱大西瓜风”（比如人工合成胰岛素，好多家都要抢着做。还有些单位设法包装自己，想出名堂抱大西瓜。例如植物所就把去西藏调查植物的项目取名为“把高山荒漠变成花园”），等等。

农业组那边，除“米丘林风”、“总结农业丰产经验风”外，还有“下乡风”、“综合研究风”（反对单因子实验，做实验都得做多因子综合实验，结果弄得没法分析）、“高产风”、“远缘杂交风”（如牛和猪杂交），等等。

卫生组方面，则还有“综合快速疗法风”、“慢病快治风”、“柳枝接骨风”（就是用柳树的枝条代替骨头接骨）、“组织疗法风”（就从胚胎、胎盘中抽取一些液体或组织，将其埋到切开的肌肤里，或者注射到人体内，说那玩意能包治百病。那也是学自苏联，可能跟勒柏辛斯卡娅有关）等。卫生组的专家们还特别反对“批判西医观点”、“西医不学中医，只等于半个医”、“在两三年内找出对十大疾病有效的药物”等口号。

有科学家反映，这些“风”一刮起来，就把科学的常规和方法都刮掉了。写论文变得不按“老八股”，把过去人家的工作一笔抹杀不提，做实验时也可以变得不要对比。而且，有风就要争风，争风必然吃醋，结果协作变得非常艰难。两个单位协作，一旦成功，经常是一个单位跑出去献礼、做报告，根本不提合作者。

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风”呢？它们从何处而来？为什么刮得那么大？对于这些问题，当时可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