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追忆广州会议（第6/7页）
会议基本解决了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与看法，解了疙瘩、脱了帽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大家很满意，我也很满意。……有人说会议出了气、通气、和气、争气和扬眉吐气。
在会议的最后几天，大家才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会议最初的议题，也即讨论《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上来。大家对编制规划的方法提出初步意见，也初步提出一些重点研究项目。然后，聂荣臻讲了讲话，没对犯错误的原因做分析，就散会了。
大会总结和遗憾
广州会议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那次会议，总的气氛比较和谐。虽然大家对以前的工作，尤其是“大跃进”运动提了很多尖锐的意见，但并不意气用事。有些人挨过整，但他们并没有表现为发泄怒气。有些领导做了检讨，但那些反思并没有减低他们的威信。大家普遍感觉和党的距离拉近了。
就我的感觉而言，我觉得那个时候科学家们都开心极了。那几十天，我们吃饭不需要交粮票。所谓“两干一稀”，那只是东道主陶铸谦虚的说法。实际上，那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吃的最好的一次。餐桌上经常有整只的烤猪、烤小狗，等等。我第一次享受到那么好的食物（但我不敢吃狗肉），从以前的饿得有点浮肿吃到一下子胖了二三十斤。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专列（我们来去广州都包了一整列直达专车）塞得满满的，大家带的都是食物。晚上的电影、戏和舞会也比较多，不过我那个时候要整理纪要等，实在太忙，没多少机会享受。
更重要的是，陈毅代表周总理，并声称代表“中央精神”给知识分子摘掉了头上的紧箍咒。同时，包括陈毅、陶铸、张劲夫等人在内的高级干部当众向知识分子承认了错误，表示要改正，并虚心地向他们征求意见。而后者也确实倒出了大量肺腑之言，出了憋了数年的闷气。上下通了气，与会的知识分子的心情都非常舒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人还提议：“这春风之福不能由到会的科学家独享，建议大会把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以及将来大会总结印发给全国，让全国的知识分子也分享这春风之福。”
可惜的是，我们没能高兴多久。参会的有些高级干部，对陈毅的讲话根本就不服气，而更高层的一些人更是很快就明确地反对陈毅的提法，不许传达，所以他的讲话长期以来都没能公布。仅仅过了几个月（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明确表示不同意摘掉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于是，知识分子刚刚被摘掉的帽子很快又被戴了起来。然后就是“四清”等运动，不少科学家还因为在广州会议上提的那些意见受到了打击。
本文初发于《科技中国》2006年第11期，第8—13页。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
《聂荣臻同志在广州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16日）。
本段引言全部引自《陶铸在广州会议开幕会上的黑话》，《科研批判》（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主办）1967年第2期，第33—35页。
《范长江同志在化学组作了自我批评发言》（1962年2月17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1期。
薛攀皋：《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科技日报》1993年11月14日、21日。
《张劲夫同志在生物组的发言摘要》（1962年3月6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62期。
《张劲夫同志在生物组的发言摘要》（1962年3月6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62期。
《杜润生同志在物理组的发言摘要》（1962年3月6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62期。
《杜润生同志在物理组的发言摘要》（1962年3月6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