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5/10页）

熊：当时大家用什么方式提意见？

巴：开会。小组会，大会。大部分是小组会。还有贴大字报的。

熊：提的意见都被记录在案……

巴：是的。然后分类、排队，够得上右派言论的就要划成右派。我们这里副研究员以上的没有划右派，但在中级、初级研究人员里头，连同行政干部、工人，包括社会科学的那几个研究所在内，一共划了51个右派。

熊：我认识一个，李文杰。

巴：李文杰同志是邹承鲁先生的学生。他认同邹承鲁的观点，转述了邹承鲁的话，结果被划成了右派。硅酸盐所有两位中级研究人员的右派帽子是整风补课时补出来的。民盟的林吉强先生刚开始很活跃，鼓动大家鸣放，自己先带头，结果也被划成了右派。

熊：李文杰觉得自己很冤。

巴：当然啦。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很聪明，很有才气，科研做得不错，若不划右派，在科研上原本是很有前途的。

科学家如何“大跃进”

巴：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顶住内外上下的压力，极力为科学家说话，这是王仲良保护科学家所采取的一个防守措施。另一个主动出击的措施是在“大跃进”过程中采取的。

1958年“大跃进”开始，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群众运动，狠批保守思想。当时还要“拔白旗”：你是个专家或者领导干部，如果你对“大跃进”不满，有不同看法，那么你就是“白旗”，就要被拔掉——所谓拔掉，就是斗争批判，不让你担任学术或行政领导人了。我们为了贯彻执行上面指示下来的“大跃进”精神，同时又不使科学家成为“白旗”被拔，就发动科学家搞红专倡议。王仲良让王应睐先生出面活动，搞了一个“红专规划”，其中心是我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找科学家签名。分院那些知名的科学家都在上面签了名。签名之后，媒体很重视，《解放日报》全文报道，发表社论。然后《人民日报》也看到了，一方面转载，另一方面也发表社论。然后，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都掀起了订“红专规划”的热潮。而签了名的这些科学家自己也解放了，既然他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那么就不会作为“白旗”、保守势力被拔掉了。

熊：您的意思是说，你们采取这个措施，最初主要是为了保护科学家……

巴：是的，让他们自保。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分院的这个举动，还影响到了全市，波及了全国。

熊：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相关材料时就觉得奇怪，这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著名科学家为什么会主动发出这样的倡议呢？原来是你们组织的。

巴：是的，党委跟他们做工作，指导他们如何对待“大跃进”，以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是正面引导的一个举措，第二个举措是组织科学家到江苏、浙江参观，参观工农业大跃进，感受“大跃进”的氛围，了解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中，在工农业生产中，我们科学工作者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该做些什么。

熊：考察了多长时间？

巴：一个多星期。都是领导人带队去的。王仲良带大家去江苏，我们的党委副书记带人去浙江，事先和江苏、浙江省委联系。江苏、浙江省委听说科学家组团来参观，非常重视，隆重接待，安排大家到农业合作社和工厂去参观。

熊：那个时候已经搞人民公社了吧。

巴：那个时候还没有，稍后一点才发展起来的。实地参观工农业欣欣向荣的景象之后，科学家感触颇深，在思想上受到了教育，也说：我们也不能完全关在实验室里做我们原有的课题，也要考虑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我们有义务出来承担。在带老科学家出去参观的同时，党委还在家里面发动青年科技人员大破大立，考虑我们科学院该如何按照“大跃进”的要求来发展科学技术。老科学家听完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的经验介绍回来之后，又听到了青年科技工作者对实验室以往工作方式的批评——说有些工作是低水平的重复；有些工作是学院式的，严重脱离实际；我们要接受国民经济、国防建设中的重大任务，要从事前沿科技研究，要改变或调整原有的研究方向和任务。有些老专家觉得青年人在否定一切，但也有些老专家觉得青年人的这些意见是对的。以后就把青年人和老专家组织在一起，共同讨论该如何调整研究的方向和任务。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些联系实际的课题。有些研究所的方向和任务改变比较大，比如说冶金所、硅酸盐所和有机所。还有一些研究所提出了国际前沿课题，比如说生化所就提出要让人工合成的第一个有活力的蛋白质在我们中国诞生。后来这个课题还搞大兵团作战，张劲夫、杜润生都来了，组织分院生物方面的研究所一起来会战。然后发现大轰大嗡不行，又组织了一个有生化所、有机所、北大化学系三个单位参加的精干队伍来进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