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7/10页）

巴：这个做法也得到了上海市委领导的认同。在分院党内基本统一认识之后，王仲良向当时上海主管科学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刘述周同志汇报。刘述周同志赞成这个做法。他还下来对科学家做过动员。

熊：“神仙会”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先小组开会……

桂：主要是小组开会。高级研究人员的小组和中级以下研究人员的小组分开，重点主要集中在高级研究人员的意见上。

熊：先在小组里提，然后汇集到大会里？

桂：不，直接汇集到我们这儿来。记录也没有的。就靠党员干部用脑子记，然后汇报上来。

熊：为什么不做记录？

桂：有顾虑啊，一记录他们就不说话了。没记录，说话才自由。

熊：后来不是编成了六大本汇报材料么，不记录，那些材料是怎么出来的？

桂：那是根据汇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

巴：所里的党委书记、总支书记、党员副所长或者普通党员听了大家发言，用脑子记下来，每天汇报，汇报时是有记录的。

桂：汇报时有详细的记录，哪个人说了什么话，他拍没拍桌子，是否站起来了，这些都有很具体的记录。那些汇报的人多半是党员，脑子很好，记忆力很好。

熊：科学家知不知道有人在做这样的汇报？

桂：先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时知道了。

熊：“文化大革命”中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把以前的“反动言论”以及相关文字材料都给捅出来了？

桂、巴：对，对！

熊：提意见前，是不是科学家提了这样要求：我发言是可以的，但不能做记录？

桂：没有。我们动员的时候就说：不做记录，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

熊：但你们后来还是做了很详细的记录嘛！

桂：那是汇报记录，开会时并没有现场记录。中科院的汪志华、中宣部科学处的李佩珊看了那六大本汇报记录之后，将其反映到院部，后来院部和国家科委在这个材料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熊：大家提的主要是什么意见？

桂：主要是针对“大跃进”的意见，“大跃进”以前的，比如说思想改造时的老账就不算了。意见是慢慢提出来的。提意见也得有个场合，有个气氛。炉子是慢慢生起来的，提意见的气氛也是慢慢形成的，他谈了，你谈了，我也谈。

熊：有特别尖锐的意见吗？

桂：当然有。比如冯德培就说：“在实验室我就是皇帝，你十个党委也没用。”这是他的名言。

熊：这句话如果是在1957年说出来……

巴：（笑）那肯定是典型的右派，居然敢向党争权！

熊：这样的意见还是很少的吧？

巴：主要是批评“大跃进”中的瞎指挥、浮夸风、违背科学规律，以及一些领导干部、党员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等等。这方面的意见很集中，很尖锐。所以才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

熊：经过反右派运动之后，大家居然还敢向党提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事情能在你们这儿做成，恐怕跟王仲良在科学家中的声望以及你们的工作作风密切相关。科学家信任你们。要是在别的地方，这件事情大概就很难做成功了。

桂：“神仙会”并不是我们创造的，它先从民主党派开始。

熊：岂止从民主党派开始。1959年庐山会议不也是说开“神仙会”，可以随便发言吗？可后来呢？不但搞了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出来，还在全国发起了“反右倾”运动。你们能于1960年使科学家开口大提意见，说明你们有诚信度，还拥有科学家的信任。

贯彻八字方针，出现新生机

巴：1961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这段时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科学十四条》，科学院出现了新的生机、新的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贯彻“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有些研究所做了调整，上海的电子学所撤销了，力学所撤销了，一些工厂也退回去了，学校也交出去了，还动员了一些员工回到农村——主要是在“大跃进”中转业到科学院来的原籍农村的复员军人，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要精简城市人口，科学院也要精简队伍。连同精简的和动员回家的，分院6000多人中一共走了2000多人，减员约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