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4/10页）

从1953年到1957年“反右”前，可以说是分院最安定的一段时间。政治运动少，环境也安定，领导强调研究所要以科研为中心，考察指标主要是出成果、出人才，这个指导思想是明确的。

分院副研究员以上没划一个右派

巴：然后是1957年到1960年，这是个大起大落大折腾的阶段。反右派、“大跃进”、“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拔白旗”、“插红旗”，这几年群众运动频繁，完全冲破了原有的正常的科研秩序。不仅仅科学院是如此，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运动气氛都十分热烈，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是例外的。

王仲良同志从科学院的实际情况出发，竭力避免使科学院受到运动的比较大的冲击。但在那个背景之下，他力不从心，很难完全做到。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在反右斗争当中，保护科学家，尽量缩小右派的范围。他一再向市委汇报，说自然科学家没有政治野心；他们可能说了一些错话，但他们不是反党的，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样，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上海分院副研究员以上的科学家没有一个被划成右派。当时，有一些科学家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有位老专家在高校中演讲……

熊：您是说黄鸣龙先生？

巴：对。他先后在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南京药学院演讲，说要“教授治校”、“专家治院”，反对“以长为贵”。那个时候不是开宣传工作会议嘛，中央开，地方也开，开会鼓动大家鸣放，鼓动大家向党提意见。就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黄鸣龙先生把这套观点又讲了出来。当时就有人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跟党争夺领导权啊！稍后，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又把相关材料转过来，主张划他的右派，还专门派人到中科院来……还有邹承鲁先生。他不赞成大学生统一分配制度，说大学生统一分配是“包办婚姻”、“乱点鸳鸯谱”，认为在招研究生时应当先生选学生，学生选先生，自由恋爱，自由结合。这也是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啊。邹承鲁先生很善于演讲，说话很生动，有理有据，提问题很尖锐的。也有好多人主张划他为右派。而王仲良认为他们顶多只是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坚决不同意划。

这方面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58年上海市委开扩大会议，也即开整风补课会议时。那时候按各个系统编组，我们分院是其中一个小组。在小组会上，大家还在争论科学家中有没有右派、划不划右派的问题。王仲良、胡永畅意见一致，主张不划，而分院另一些领导干部则主张划。

熊：当时王仲良他们是少数派？

巴：是的。王仲良企图说服其他人，但有些人坚持己见，于是一直争论，最后他到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面前去汇报。这位柯老左得出奇，就在这种情况下，王仲良依然敢冒风险，竭力陈述理由。他摆出自己的观点，认为科学家中没有右派。柯庆施说：“你说来说去，争来争去，就是这些人不应该是右派。是不是这样？”王仲良说：“是的，我认为他们不是右派。”柯庆施说：“那么你就是右倾！你应该认识到这些人本质上就是右派，但从策略上考虑，我们可以不给他们戴右派帽子，不给他们划右派。”就这样，最后，分院副研究员以上没划一个右派。这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反右”开始时，张劲夫同志给中央打过一个报告，要求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保护政策，毛主席基本同意了他的要求。这个报告，柯庆施知道，而我们，包括王仲良同志在内，大家都不知道。

熊：所以有很多科学家很怀念王仲良啊，我就已经遇到过不少。他们也很怀念张劲夫和杜润生。为什么还有整风补课？

巴：先是竭力鼓动大家帮助党整风；然后不整风了，反右；然后又整风，实际上是继续抓右派，继续反右。

熊：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巴：第一步是召开各种会议，组织学习，鼓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先是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然后各单位开会，各民主党派也开会——当时也要求各民主党派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科学院也有“民盟”、“九三”等民主党派的组织，于是这个系统也要求科学家帮助党整风。我们自己嘛，也一再动员、一再表态，要大家帮助党整风。于是大家就提意见。此时党内有布置，所有“反党言论”都要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