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君诏： 从留学美国到土法炼钢（第6/11页）

，他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时的校长。有一天，我在食堂买了一份饭，坐下来吃。忽然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也拿了饭过来，很客气地问我：“可以跟你坐在一起吗？”我说：“当然。”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事。后来有朋友对我说：“好家伙，你知道刚才跟你谈话的人是谁吗？那是校长，前副总统。”我这才知道。

在美国，我曾两次去国务院。那里的安保也很简单，仅有一个警察站在门口。我告诉他，我来找什么人。他说：“很简单，这里有一块牌子，你找到他的名字按一按。”我就这样找到了Thomas Fisher，他在第八层，我一按，那里回答，然后我就坐着电梯上去了。第一次找他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那次我没有办成事，很快就被打发走了。我不想从华盛顿空手而归，就打算去美国国会图书馆看看——那里收藏很多，包括“新华日报”等很多国内的报纸、杂志。结果，我走错了路，找到美国参议院去了。远处有个警察盯着我，但他并没有来干涉。我发现走错了地方，就主动对他说：“警察先生，我要找国会图书馆。”他说你走错了，然后就告诉我怎么走。那些警察都很热情，并没有来盘问、搜查、干涉我。

我到华北大学工学院之后不久，东北人民政府邀请我、颜鸣皋，还有几个人去东北参观。那是个冬天，我们在前门车站等车，大概是在贵宾室。车还没到，就来了一些人把我们赶了出来，也没说具体的原因，只是讲不能待在里面。当时我们没有多少衣服，都只穿了件棉大衣。我们提着行李站在外面，迎着凛冽的寒风，感觉很冷。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毛泽东来了（路过）。我感觉有点别扭——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不赶我们，而在自己的国家我却被赶了出来。这是我回国之后第一次感觉不适应。国外把领袖看成常人，而我发现国内却把毛泽东作为崇拜的对象。

熊：这是哪一年的事？

傅：1951年初，我刚回来不久。

熊：回来后是不是很快就要参加政治运动？

傅：首先是批评电影《武训传》。给我一张票，让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太庙去听报告。我记得徐特立讲，劳动人民站起来了，而这部电影又要叫人们跪下去，很大力地批判它。后来又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等。我觉得胡风以前是左联的作家，跟鲁迅这些人挺有关系，为什么要把他搞成敌人呢？而且牵扯到很多人，有些想不通。但我也没有多少心思花到这个问题上，因我不是搞文艺的。再后来是“反右”斗争，我被牵涉进去。那时候我已到（北京）钢铁学院了。

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任教

王：您哪一年到的钢铁学院？

傅：1953年。钢铁学院1952年就调我了，当时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机械系主任。我们被找去代替一批白俄。以前哈尔滨工大从上到下都是白俄，然后，该校开始请苏联专家过来（它是国内首先请苏联专家的院校）。白俄太多当然不行，就找我们去代替那些人。

王：感觉白俄不行？

傅：白俄是反对革命、逃出苏联的人。要请苏联专家来，又怎么好让白俄跟他们一起工作呢？以前哈尔滨工大从上到下都是白俄人，因此俄文基础很好，我去的时候，每个五年级学生都讲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哈尔滨工大机械系原本是冶金和机械混在一起的，后来冶金部分分到东北工学院去了。但是机械系有个金相热处理专业是我的本行，还有铸工专业，大部分也属于冶金，所以我到了机械系。

王：您第一次和苏联专家接触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

傅：就在哈尔滨工大。

王：您哪一年到的哈尔滨工大？

傅：1951年就去了。我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就待了一年。我在那起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给他们招兵买马。招来了颜鸣皋、胡为柏、刘叔仪、陈静等人。颜鸣皋从美国一回来，就被我请了过去。刘叔仪、胡为柏和陈静已经去了天津大学，我到天津大学去把他们请到这里来。第二件是把现代的冶金教育建立了起来。华北大学工学院在解放区时就已经招了学生，1950年就得上专业课，所以我一到校马上就教课。以前大学冶金系的学生，采矿、冶炼、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都念，念得都不深。我到了之后，和同事分头开设这些课程。应当承认，现代材料科学教育体系，就是我们这些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美国、英国回来的学者建立起来的。学苏联是后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