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疑案（第4/8页）

围绕此案，群臣再次展开激烈对抗，新即位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只能在天启二年（1622年）将李可灼等人流放，勉强做个了断。

——“移宫案”，紧接着“红丸案”发生。

泰昌皇帝死后，理应由太子朱由校即位。但是，泰昌的宠妃李氏暗中勾结阉党头目魏忠贤，意图霸占着乾清宫不走，为将来“垂帘听政”作准备。为了防止后宫干政，以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史可法的恩师）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再一次与宫廷势力展开激烈对抗，坚决要求李氏移驾哕鸾宫。双方争执不下，事态很快便转入白热化，甚至发生了动手抢夺太子朱由校的恶劣事件。

在东林党人的鼎力支持下，朱由校最终得以顺利即位，李氏被迫移宫。不久后，哕鸾宫失火，李氏母女险些丧命，又有人怀疑是朱由校及东林党人暗中使坏。经朝廷多次辟谣，天启皇帝又承诺尊养李氏母女后，事态才逐渐平息。

原创的“三大疑案”到今天都是一笔糊涂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案件的背后，实际上是朝廷中各种势力政治斗争的表现。如果将这些背后的势力看做一团乌云的话，那么“三大疑案”就是经激烈碰撞后的闪电。

明朝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败于永无休止的内讧与党争！

“北都”如此混乱，“南都”当然也好不到哪去。

从“选嗣总决赛”开始，“南混”便开始选边站队，互相掐架，最后还是枪杆子说了算，东林党人败下阵来，遭到勋贵的排挤。

但是，视斗争为生命的东林党并不打算善罢甘休，他们借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之机，频频向朝廷发难。两方互不相让、争执不休，弘光皇帝又是一只木偶，整个朝廷被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场斗争中，掌握实权的马士英抢占了先机，他绕开提升官员必须的“廷推”程序（类似于“集体表决”），动用首辅的“票拟权”直接起用阮大铖，东林党再次落败。

东林党并不甘心失败，频繁上疏弹劾马士英、阮大铖，干扰朝廷的正常工作秩序。马士英对这些人一概置之不理，对骂得太不像话的人重则就地免职，轻则调换岗位，弘光皇帝索性置若罔闻，听之任之。

东林党骂得爽快，马士英全当放屁。骂惯了，听惯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就在群臣其乐融融一片和谐的时候，却相继上演了扑朔迷离的“大悲案”、“假太子案”、“童妃案”，史称南明版的“三大疑案”，在南京的官场中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旋涡，并最终将弘光政权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三大疑案”的始末，后人为了满足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在各种史料中进行了大量脱离史实的改造与修饰，包括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清人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等，都是缺乏可信度的。

相比较而言，李清在《南渡录》、《三垣笔记》中的记载应该是靠谱的，因为李清时任弘光政权的都给事中，是“三大疑案”的亲历者。更重要的是，李清在“南混”的党争中基本上“不持立场”，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比较谨慎和客观。

下面就根据《南渡录》的记载，看看“三大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悲案”，发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

十二月的一天，在逃难到南京城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个法名“大悲”的和尚。

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即便是与世无争的佛门弟子也难以幸免。虽然有佛祖保佑但也得吃饭，没饭吃就得逃难，所以来个和尚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这个和尚竟然口出狂言，说他是亲王！这问题就闹大了！

到底是真是假？此时除了和尚自己，没有人知道。为了谨慎起见，朝廷立即安排对和尚进行讯问。在讯问过程中，和尚大言不惭地说崇祯皇帝曾封自己做齐王，自己没答应，后来做了吴王，其间漏洞百出，很快就露出了马脚。经审讯，大悲和尚不过是徽州（今安徽歙县）“屁民”一枚，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苏州做了和尚，案件告破，和尚被处斩。

案件到这里似乎就结束了，实际上并没有完，因为有一个疑问还没有解开：大悲和尚莫非吃了豹子胆，敢冒充王爷？他以为弘光朝廷的人都得了失忆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