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走向新纪元（第5/6页）

二、五四前夕的第二度思考

第一度思考和第二度思考之间，所隔时间虽然不长，却横亘着一个重大事件——辛亥革命。清王朝终于在戏剧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的情况下轰然倾坍了，戏剧该怎么走，又成了一个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

在摧枯拉朽的烟尘中，人们很难对传统文化进行冷静的分析和鉴别。更何况，当时左右思想文化领域的人，有不少是以欧美文明的外层结构为效仿对象的，很容易把中国戏剧比得一无是处。因此，第二度思考，总的说来，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戏剧过于简单化的进攻。

1917年，钱玄同(1887—1939)和刘半农(1891—1934)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两员年轻闯将，首先发表了意见。钱玄同认为中国的京戏特别缺少文学性和真实性。在文学性方面，他说，南北曲及昆腔剧目虽然也缺少高尚思想，但还有文采；而京剧则“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如果京剧全用白话，文学上的价值倒反而会高一些。在真实性方面，他认为演戏就要“确肖实人实事”，而中国旧戏只讲唱工，结果观众听也听不懂，再加上演员脸谱之离奇、舞台布景之幼稚，离开了演剧的本义。（钱玄同：《寄陈独秀》（1917年2月），《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刘半农的意见与钱玄同稍有差别。他说中国的文戏、武戏的编制，可用十六个字来概括：“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这种编制和“报名”、“唱引”、“绕场上下”、“摆对相迎”、“兵卒绕场”、“大小起霸”等等规矩程式，在刘半农看来都是“恶腔死套”，“均当一扫而空。另以合于情理、富于美感之事代之”。

这样说来，有问题的就不仅仅是当时很使革命人士厌恶的与“前清”宫廷有瓜葛的京剧了。刘半农还对戏剧改革发表了一些具体意见。例如，他主张各种戏曲都应运用“当代方言”和“白描笔墨”，使之真正成为“场上之曲”（而非“案头之曲”）；他反对只重视昆剧而鄙视京剧，他认为艺术随着时代推移，不能迷信前人，昆剧应该退到“历史的艺术”的地位上去，把正位让给改良的京剧。等到以后“白话戏剧”昌盛之后，连改良后的京剧也会成为一种“历史的艺术”。（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到了1918年，文化界对中国戏剧的讨论更加热闹。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傅斯年(1896—1950)、胡适(1891—1962)、欧阳予倩(1889—1962)的言论。

傅斯年的意见颇为激烈，也颇为系统。他认为中国传统戏曲在美学上有一系列的缺点：

首先是不够平衡、得体。乞丐女满头珠翠，囚犯满身绸缎，不能组合成一个平衡整体，处处给人以矛盾感；

第二是刺激性太强。音响求高，衣饰求花，眼花缭乱，没有节制，处处给人以疲乏感；

第三是形式太固定。不是拿角色去符合人类的自然动作，而是拿人类的自然动作去符合角色的固定形式。“齐一即丑”的规律，正适于中国戏剧；

第四是意态动作粗鄙。没有“刻意求精、情态超逸”的气概。少数演员也能处处用心，但多数演员粗率非常；

第五是音乐轻躁，乱人心脾，没有庄严流润的气韵。

这些都还是艺术形式上的问题。在戏剧的思想内容上，傅斯年认为“更该长叹”：

好文章是有的（如元“北曲”和明“南曲”之自然文学），好意思是没有的，文章的外面是有的，文章里头的哲学是没有的……就以《桃花扇》而论，题目那么大，材料那么多，时势那么重要，大可以加入哲学的见解了：然而不过写了些芳草斜阳的情景，凄凉惨淡的感慨，就是史可法临死的时候，也没什么人生的觉悟。非特结构太松，思想里也正少高尚的观念。（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1918年9月），《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他的全部论述可以归在这样一个中心观点上：旧戏是旧社会的照相，“当今之时，总要有创造新社会的戏剧，不当保持旧社会创造的戏剧”。

从这一中心观点出发，傅斯年对旧戏的改良和新戏的创造提了不少具体建议。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