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45/51页）

同一天，帝国政府各级大员突然被“急召入见”，慈禧太后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参加御前会议的官员中，只有载漪和荣禄知道会议的内容将是什么。

早上，荣禄紧急请求慈禧召见。荣大人脸色仓皇地走进慈禧的房间，没多一会儿便退了出来。荣大人的身影还没有在宫墙拐角消失，太监和宫女们中间就开始传播耳语，说是太后哭了。

女人伤心的时候是要哭的。慈禧从不会当着奴才们的面哭，但是当她独处的时候，她是一个女人。

荣禄一大清早求见的目的，是给慈禧送来一个“洋人照会”。这个“照会”的内容和前线战事没有任何关系，内容有四：

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

二、代收各省钱粮；

三、代掌天下兵权；

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最关键的一个“外交文件”。

神秘之处在于，这份“洋人照会”并不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送达朝廷的，甚至在它已经到达慈禧面前的时候，根本没有经过中外任何一个外交人员的手。按照荣禄的说法，这份“洋人照会”是一个叫罗嘉杰的粮道秘密送来的。而根据罗嘉杰自己说法，这是他“通过关系弄到手的”。罗嘉杰的官场职业与外交事务相去甚远，粮道是负责转运粮食的，转运粮食的官员居然“转运”来一份“洋人照会”，神秘得极为罕见了。而关键之处在于，在帝国与各国的关系处在千钧一发的危险关口时，在慈禧太后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这份“洋人照会”中的每一条内容都是一根导致战争的导火索。不要说洋人们提出要夺取帝国政府的财政和兵权就等于是颠覆帝国的政权，而更令慈禧万般难受的是，洋人们公开支持她要废除的光绪皇帝，明确“勒令”她放弃权力下台。

慈禧决不会容忍这样的挑衅。

史料记载：“太后阅之，怒极。言：‘外人无礼至此，予誓必报之。’”（《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

自此之后，帝国朝野上下任何劝谏都没有用了，慈禧已决心与洋人“拼一死战”。

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大沽口战事即将爆发的几个小时前，在中华帝国与各国列强的关系还在“战”与“非战”之间摇摆时，在仅仅只差哪怕是轻微的一个砝码就会使帝国命运和前途的天平会骤然倾斜的最微妙的时刻，这封“洋人照会”的出现是否过分地巧合。同时，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整个帝国何去何从全凭一个女人的喜怒左右的政体下，这封“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洋人照会”的内容是否显得过分简陋和过于直白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封“洋人照会”从来路到内容，都十分反常。

首先，提出照会的“洋人”们到底是什么人含糊不清。后来因为坚决反对帝国宣战而被杀头的帝国大臣太常寺卿袁昶为此提出过疑问：各国外交使馆并不曾有过这样的说法，相反，各国外交部纷纷表示此次向中国调兵，是为了保护使馆和帮助帝国政府镇压乱民，虽然还不清楚这是否又是借口，但各国终究是表示了。那么，不是各国使馆提出的照会，难道是云集在大沽口外海上的各国海军将领提出的吗？如果是这样，照会也应该送给直隶总督裕禄，再由裕禄转送朝廷。如此重要的文件怎么会由一个粮道偷偷摸摸地送给荣禄呢？不要说所谓照会的内容荒诞不经，荒唐无据，而当时战事未开，洋人们有什么必要要挟帝国朝廷呢？

可惜当时没有人这样想过。

后人不断地“考证”和“分析”这份在帝国最危急的时刻出现并最终导致了帝国厄运的“洋人照会”，其结论和百年前帝国大员袁昶的声音一模一样：这是一封伪造的外交照会。换句话说，这份照会和洋人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中国本土制造出来的。

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案值”最高、使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最大的一宗“造假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