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红军(第12/17页)
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就有在艰险之中或危难时刻的落伍或逃亡。大规模的军事转移仓促提前,致使红军刚从阻击阵地下来就开始了集结行军,队伍中的大批新战士没有经过必要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一部分新兵甚至是在移动中被直接编进战斗连队的。况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难离故土,红军中的新兵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因此,部队中出现了一些士兵落伍或逃亡的现象。红军总政治部为此要求各部队普遍成立“反逃跑斗争委员会”,同时要求“特别注意经过区域的战士的巩固工作,发动不请假不回家的斗争”。负责中革军委警卫工作的特务队队长杨世坤卸任后请假外出,两天之后仍不见回来,接任的队长潘开文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因为潘开文兼任朱德的警卫员,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亲自前去检查,结果发现杨世坤外出时不但带走了两支驳壳枪和一些子弹,还带走了自己的全部衣物。这显然已经构成了一个严重的事件。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立即展开调查,不久就得到了杨世坤与苏区附近的一个女人相好的线索。康克清和李克农找到了那个“长得挺漂亮”的女人,女人坚决否认她与杨世坤有关系。后来在不说就要把她带走的威胁下,她才说出杨世坤正藏在小山上的一个亭子里。李克农立即派人包围了那座小山。当红军官兵冲上小山时,杨世坤开枪自杀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
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与圩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奉命坚守苏区的部队除了二十四师外,全部是地方部队:二十四师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团,江西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赣南军区独立第六、第十、第十三、第十四团,福建军区独立第八、第九、第十九、第二十团,闽赣军区独立第十二、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四团等,共计一万六千多人。
十月七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移动集结中,十多个团的新兵、一百四十多万发子弹、七万六千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了各个军团。
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了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了蒋介石的碉堡无法阻挡住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的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驰骋。
十月十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九一一年的这一天,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八年后的这一天,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此,《民国日报》在这一天特别发表了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具体的要求是“戒酒禁舞”和“崇尚仁义道德”,以便“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