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 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2]（第5/7页）

[12]手稿上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将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的观点和他们的行为放在一边，而这些意见和行为必然被人视作由国家的特殊状况所导致的偶然的意外，仅仅是为了构想构成他们方法的基础原则，我也发现了引导他们思想的规则，同样引导了现今美国人的思想。我发现，还在他们写作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老旧的贵族社会就已经在消亡了；这是我清楚地看到18世纪的哲学方法不仅是法国的，更是民主的，这就是为什么它能轻易地被所有的欧洲国家所接受，也是为什么它在改变欧洲面貌中能做出如此强大的贡献的原因。我不是说这种方法只能出现在民主时代中，但是我所说的是，生活在这些时代中的人尤其受到了社会状况的影响去找到并接受这个方法，并且只有在那个时代中，它才可能变得平常与流行。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今天……

在草稿中，作者特别指出：

法国的哲学家们使用他们的自由的第一个做法就是以一种充满愤怒的方式抨击所有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我认为这只能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意外，一个对于法国来说非常特殊的事实，一个也许再也不会出现，或者说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已经不存在了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结果。

我相信，革命（两个无法辨认的字）对法国特殊观念造成的影响是小于为他们带来的哲学方法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基督教的动摇，对法律的改变和民情的转变让整个欧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在借助打破旧事物和打开通往新事物的道路的手段的帮助下，为人类思想指出新的方法的人。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如此乐于遵从于法国人揭示出的新方法，我会回答说，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情况使他们有意于接受它，就像法国人一样，尽管法国人从一个较小的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YTC，CVj，1，第54—56页）

同样的观点还出现在他的“法国在1789年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的开始。（OC，II，1，第34页）

[13]“笛卡尔在信仰上是一个天主教徒，在方法上是个新教徒。”（TYC，CVj，1，第32页）

[14]“应该责怪的不是路德、培根、笛卡尔和伏尔泰。他们只是给出了形式或者应用；实质是产生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状况中。”（草稿，卷1）

[15]所有欧洲国家都诞生于狂热的宗教激情统治着社会的时代，但是美国社会是尤其为了满足这些激情而建立的。它的建立是为了遵守一条由一个积极的信条所规定的法则，并且它是一个信仰的直接产物。这个首要事实的影响在日益变得弱小，但是它还依然很强大，并且如果美国人在宗教的问题上仍遵循教条，那这着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状况是民主的，而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是清教徒。

尽管哲学和宗教是两种不同的事物，然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这使得它们在从某种方式来说是相互依赖的。当人类的思想真的在宗教信仰的固定限制中停止了发展，可以说哲学会伴着宗教而出现，或者说至少变得和宗教本身一样高级和稳定。相反地当宗教信仰受到动摇时，哲学系统则会激增。

美国人并不关心用形而上学的理性来证明上帝和灵魂的不朽的存在，他们并不会设法去划出人类道德准则的规则，并且也不要求去发现应该用来主导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他们相信的是一本书的真实性，一本上帝自己作为永恒的存在，小心地用他全能的手在其中写下善恶限制的书。

［边上写着：这是非常好的，优点得到了保存；也许它应该被置于我展示贵族制度是怎样使思想停滞的地方］

（三个无法辨认的字）6 000年来将世界划分的最伟大的哲学问题似乎不能占据美国人的思想。

然而这是由于另一个原因，而不是上面已经表述的那个。

尽管哲学系统从长远来看可以给人类种族的命运施加强大的影响，但是它们看起来只与每个人的命运有间接的联系；它只能激发后者的次要利益。所以人们通常不会因为实际和迫切的需要去进行哲学的研究，他们致力于哲学研究仅仅是为了兴趣或者是为了充实生活中的正事为他们留出的空闲时间。现在普遍在民主国家中，特别是美国这样有着非常多种类的提供给人类活动的原生素材的国家中，只有很少的关心哲学的人，并且在公众中也很缺乏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的人，缺乏对他们努力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