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第15/27页）

对我们来说，处理对外事务的主要规则是，扩大我们的对外贸易关系，同他们产生尽可能少的政治关系。至于已经订立的契约，我们必须忠实地履行。但我们也就到此为止。

欧洲有一套根本利益，这些利益是我们所没有的，或者与我们关系甚远。因此，欧洲必然经常陷入连续不断的纠纷之中，而这些纠纷的原因在本质上与我们没有任何关联。因此，通过人为的方式将我们与欧洲的日常政治变动牵连起来，或者与欧洲为友的联盟和与欧洲为敌的冲突牵连起来，都是很不明智的。

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路线。如果我们在一个称职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一致，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怕外来干扰所造成的物质破坏；我们可以采取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中立的受到尊重的立场；当好战的国家不能从我们身上获得好处，它们就不会轻易挑拨我们，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正义原则选择和平或战争。

为什么要放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优势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而依赖外国的基地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某个部分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和欧洲人的野心、对抗、利益、迁就或任性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建立永久的同盟，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自由处理这种问题；请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我不主张遵守现有的条约（我认为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私事，亦通用于公务）。因此，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要按照条约的本意遵守条约。但是，在我看来，扩充条约是没有必要也不明智的。我们应当经常保持警惕，建立适量的军队以保持可观的防御姿态，这样，在非常紧急的时期，我们才可以安全地依靠暂时性同盟。

在此之前，华盛顿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沉溺于对另一个国家的习惯性仇恨或者习惯性喜爱，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奴隶。它是它自己的仇恨或者喜爱的奴隶。”

华盛顿的政治活动始终旨在遵循他的格言。当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国家卷入战争的时候，他使自己的国家保持和平，他认为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是绝不介入欧洲的内部纠纷，并将其作为一种学说。

杰斐逊走得更远，他在联邦的对外政策中引入了另一条格言：“美国人绝不向外国要求特权，这样一来他们永远也不会被迫授予外国类似的特权。”[85]

这两种原则因为明显的合理性而容易被群众所接受，它们使美国的涉外政策大为简化。

可以这么说，不介入欧洲事务的联邦政府没有什么需要争夺的涉外利益，因为它在美洲没有强大的邻邦［它在1812年遭受毫无根据的公然挑拨，为此它考虑拿起武器］。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意志使它没有产生旧大陆的那种激情，联邦既不袒护激情，又不支持激情。至于新大陆的激情，仍然隐藏在未来之中。

［联邦不断变强大；它每年都出现不同之处，因为它的繁荣兴旺具有某些革命性改变。因此，联邦的根本利益每天都在发生改变，其不再是创造持久的关系。对今天有用的关系可能很快就会妨碍它的进程并危及它的未来。］

联邦免受旧条约的约束；因此，它得益于欧洲所有旧国家的经验，但又不像它们那样不得不利用过去和使过去适应现在[86]；它也不会像它们那样被迫接受祖先遗留下来的大量遗产，这些遗产是荣耀与苦难、国家友谊与国家仇恨的混合物。美国的涉外政策是一种明显的观望政策，它注重有所不为，而非有所为。

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美国在应对国家的涉外事务方面会展现出怎样的技巧。[87]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它的敌人还是它的朋友都暂时持怀疑态度。

至于我，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在我看来，在指导国家的外交事务方面，民主政府必定次于其他政府。[88]在民主制度中，经验、习惯和教育几乎总是最终形成某种日常实践知识和被称为理智的关于生活小事的技巧。理智足以指导社会的日常行动，在一个教育事业完备的国家中，将民主自由应用于国内事务所产生的好处大于民主政府因失误而导致的弊端。但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