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第14/21页）

“新铁三角”也跟张群犯了一样的错误。他们急于求成，事情没完全办妥之前，就匆忙成立了“自卫委员会”，而且还发了一份宣言，宣言上只说要保卫川康的安宁，未提及当时通行的“戡乱”字眼。

王陵基就是从这份宣言上找到了破绽，他随即飞往台北草山，前去谒见蒋介石。

别的都不用说，一份态度暧昧的宣言，就足以让蒋介石作出判断，他立刻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致电“行政院长”阎锡山，阎锡山一听，也感到问题不简单，便以“不合章制，于法无据”批驳了关于成立“自卫委员会”的申请。

蒋介石原来对张群非常信任，通过这件事，他对张群也有所怀疑，认为他是受到了邓锡侯、刘文辉等人的利用。

“自卫委员会”无疾而终，王陵基也保住了川督的交椅，但那张椅子他实际上已坐不了几天了。

1949年11月上旬，解放军进军四川，直抵川东。国民党阵营风雨飘摇，“代总统”李宗仁的情绪也更为消极，干脆躲回桂林，不愿再承担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走向前台，由台湾飞抵重庆督战，他在当月反省录中记载：“明知其不可为，而我不能不为也。”

蒋介石仍希望像抗战时期一样，把四川作为大后方，凭借天府之国和蜀中天险，和共产党再周旋个一年半载，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甚至是臆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可惜的是，国民党这时的军事力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谷。自第二十军在芜湖覆灭后，杨森又重建了第二十军，其中除了一部分从前线逃回的残部外，多数为杨森从江西带来的保安团所组成，此外的“中央军”、川军也大多为打残后的新编部队，就算是这些部队，也早已军心涣散，如此防线哪里还能再撑得下去。

1949年11月30日晨，鉴于解放军已打到重庆近郊，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都，同时下令杨森率部撤退。

杨森督黔时，曾礼聘胡兰畦为贵州日报社社长。胡兰畦给杨汉域分析形势，论证国民党必然垮台的道理。杨汉域说：“你给老头子（指杨森）讲讲。”

杨森的位置站得比胡兰畦还要高得多，他哪能看不出形势走向，他给胡兰畦的回答是：“我在湖南平江杀过共产党，虽然那是薛岳的命令，但共产党是不会饶我的。”

当解放军逼近重庆时，担任二野司令员的刘伯承又派人策动杨森起义，并提出了生擒蒋介石等条件。

杨森予以拒绝。来人再三相劝，要杨森下决心扣住蒋介石，作为给共产党的献礼，免得偌大年纪还要流亡异乡。杨森老泪纵横，哭着说：“当年吴子玉（吴佩孚的字）落魄四川来投奔我，我都没有出卖他，现在我也不能这么做。”

离开重庆之前，杨森在市区巡视了一圈，见重庆秩序保持很好，他感慨地说：“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破坏。”

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但蒋介石还想在大陆保持最后一块基地，以便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这块基地，蒋介石设定为西昌，在此之前，他想依靠胡宗南的部队，在成都附近打一场“漂亮的仗”，先阻止解放军的三面包围，再从容逃往西昌。

无论是打“漂亮的仗”，还是退缩西昌，都不能没有刘文辉等人的从中配合，这时张群也感到刘文辉、邓锡侯的真实态度难以揣测，于是特地通过邓汉祥找刘文辉晤谈。

谈话之间，当着刘文辉的面，张群试探着向邓汉祥提出几个问题，包括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如何打算。一旁的刘文辉怕露出马脚，连忙接过来说：“我同晋康（邓锡侯的字）力量本来有限，但绝不畏难，必与共产党拼命到底，这是我们报答国家，报答蒋先生的最后机会。”

张群明着问邓汉祥，其实就是讲给刘文辉听的，见刘文辉说得非常诚恳，张群信以为真，很是高兴。

第二天，张群又找邓锡侯谈话，尽量用话来打动邓锡侯，邓锡侯一个不小心，竟然说漏了嘴：“我们组织自卫委员会，就是准备拿它来作桥梁的。”

当张群听到这句话时，其震惊和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一下子就从中明白了很多他不了解的真相，而这些真相让他痛苦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