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血盆里抓饭吃（第7/8页）

脱险之后，曾苏元便请求“中央军”的战车防御营予以支援，用十二门战车防御炮对日军盘踞的山顶大庙进行轰击。

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曾在台儿庄战役中建立殊勋，它专用于打坦克，打大庙当然更无问题。在炮火攻击下，日军被迫从大庙逃出，川军预备队乘势用轻重机枪猛烈扫射，从而一举收复了小罗山。

曾苏元其实打得很好，可是被迂回偷袭这件事，让他开始心有余悸：日军这一次派先遣队迂回，下一次会不会改用主力？万一真是如此，突前于任岗的那些部队可不就要被“包饺子”了？

曾苏元于是决定放弃任岗和罗山城，对军长陈鼎勋一讲，陈鼎勋当然不同意，随即派员督战，不许弃城后退。

川军里面的人事关系非常复杂，曾苏元原归孙震部下，如果是孙震在这里下命令，他不敢不听，就像滕县保卫战时，孙震给王铭章下达死命令，王铭章也没有任何价好还一样。

陈鼎勋却是跟着邓锡侯的，也就是说，曾苏元并非陈鼎勋的直属部队，他可以不听陈鼎勋的命令！

随着第124师擅自撤出罗山，第125师立显孤立，于是整个防线都被迫后移至小罗山，兵力分摊也更为单薄。

小罗山与信阳成同一水平线，日军很容易就可以穿隙而过，对信阳和武汉形成双重威胁。负责指挥信罗战役的胡宗南此前已将主力集结于信阳，在意识到日军可能从小罗山实现突破后，他即刻从信阳派出一旅主力，配属独炮团、战车防御营，在小罗山进行正面设防。

小罗山多湖，经过大规模的炮战，湖面上到处漂浮着死鱼，而在胡宗南的强力阻击下，日军的多次进攻均告失败。

武汉会战前，中国军队很少能抓到俘虏，即便偶尔抓到，也是一副打死都不开口的范儿。到武汉会战，抓俘虏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这主要是因为迭次会战打死打伤了大量日军老兵，不得不以新兵进行补充，而新兵的武士道精神显然比不上老兵，思想也没那么顽固，特别是其中的学生，更是舍不得浪掷小命。

川军曾抓获几名日本兵，都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学生，参军不久就来到了中国。据其中一人招供，日军在信罗战役中的重点其实不是罗山，而是信阳，但在对信阳进行反复侦察后，他们发现信阳建有国防工事，而且胡宗南早就设重兵于此，既有坦克，又有大炮，并不易攻克，或纵使攻下，也需付出较大伤亡代价。

基于这些考虑，日方便把罗山作为了突破方向，川军退至小罗山，增加了其乘隙而入的机会。

不久之后，日军果然从川军一侧钻了过来，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胡宗南被迫撤出信阳。

信罗战役的失败立刻使武汉外围危机四伏，基于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出现，蒋介石最终做出了放弃武汉的决定。

武汉大撤退，本来计划得很好，确定由徐源泉集团军掩护大军撤退，然后留守大别山。但徐源泉违抗军令，擅自后撤，从而使得撤退秩序一下子变得混乱不堪。

1938年10月17日，在冈村的严令下，仍在等待兵员补充的第6师团提前发动了进攻，结果轻而易举便得以快速西进，一个穿插就绕到了川桂两军身后。

许绍宗有烟瘾，当时还在床榻上吸鸦片，听到日军已绕到背后，并接近集团军总部，吓得把烟盒烟枪一扔，赶紧率总部及直属部队沿山间小道后撤，与各军的无线电联系也随之中断。

前线川军失去了与总部的联系，又得知后路被截，立刻陷入惊惶之中，各师秩序大乱，造成官不知兵，各不相顾，全都没头苍蝇一样地寻路突围，其中两个师长甚至丢下部队，只身逃回了四川。

危急之中，参加九狼山之战的893团所属步兵旅挺身而出，就地反击，才为撤退大军打开了一条救生的通道。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集军事会议，对武汉会战进行检讨。会上，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指责川军在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全局。

首先批评的是许绍宗，接着焦点就集中到了王陵基身上，说他不仅吃了败仗，后来拨两支“中央军”供其调遣，又不亲临前线指挥，以致贻误了战机。

因为没有经验，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总部与前线相距较远，情报不灵，“中央军”又不归他直属，所以他不是不去指挥，是没赶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