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7/25页）

要缩的话，大家都得缩，在诸侯军队整编的同时，第二十一军也缩编了二十几个团。不过刘湘留了个心眼，他在各专区设立保安团，各县设保安队，这二十几个团就被隐藏在保安团和保安队中，相当于刘湘秘不示人的预备部队。

让王陵基主管预备部队，足见王陵基在刘湘心中又逐渐有了位置。

潘文华能用以压阵，王陵基可备不时之需，唐式遵尽管不太让人放心，但此君胆子不大，给几句狠话便会服软，这使刘湘对军队又有了些底，他把重心移向了政治。

在对蒋介石的真情告白中，刘湘关于自己病情的描述也并非完全夸大其词，他的胃溃疡确实很严重，不得不到大邑老家静养，办公时间因此被迫减少，即便是省务会议，也常常无法出席。

刘湘与蒋介石的争斗，是为了在夹缝里求生存。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两人既在拼毅力，也在拼体力，面对新的“政治战”，刘湘常有不堪重负之感，他急需找到一个可靠的政治搭档和助手。

刘湘身边谋士如云，可是能胜任这一角色的却非常之少。

不是谋士们不行，是刘湘提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这个人必须聪明睿智，既娴熟于内政，又擅长于外交，而且必须绝对忠诚可靠。

“神仙军师”刘从云早已名誉扫地，且不去说他，钟体乾、张斯可等人都是内政强于外交，难以独当一面。

有一段时间，刘湘曾看好“财神爷”刘航琛。刘航琛的理财能力没得说，人聪明，年纪又轻，做官做久了，内政方面不过是一通百通。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去京沪两地出差，见过大世面，交际对他而言并非难事。

可也许正因为做官的时间太长，在刘湘眼中，刘航琛的个人形象开始变味了。

刘湘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刘航琛从禁烟款里提了六十万现金，私底下拿出来送给他。

刘湘自奉俭约，也很注重部下的个人操守。刘航琛刚出道时公私分明，所有采购中得到的佣金都如数交账，曾因此获得刘湘的赞许和欣赏，他想不到刘航琛会如此做法，甚觉意外，当即严词拒绝。

刘航琛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急忙改口说：“这笔钱不是送军长个人的，而是拿来作团体基金的。”

既然如此，刘湘就没再说什么，他把所有钱款都交由刘航琛管理。

过了一段时间，刘湘调查到，那六十万现金跟团体基金并无关系，它先是被刘航琛拿去开办银行，之后就干脆进了刘航琛的个人腰包。

刘湘愤恨不已，他给刘航琛的评价是“华而不实，心术不正”。在组织省府班子时，他最初都不愿意让刘航琛出任财政厅长，只是南京方面也知道刘航琛是不可多得的理财专家，一再坚持，加上又无其他合适的替代人选，刘湘才勉强松了口。

刘湘的用人原则，与三国时的刘备十分类似和接近，也就是都很重德。

一个人能德才兼备固然好，可如果二者不能兼得，那么“德”就一定得排在“才”前面，为此，哪怕弃“才”而不用。

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所得到的必然经验——无“德”之人一般很难做到忠诚可靠，被敌方阵营收买的几率也相应变高了。换句话说，他的“才”越高，给你造成的潜在危险反而会越大。

非常时期，刘湘尤其重“德”，这个所谓的“德”，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对他的忠诚程度。

所有谋士客卿都筛过一遍，符合要求的只有邓汉祥一人。

刘湘起初看重邓汉祥，即源于对方的个人操守。入幕刘湘后，邓汉祥长期驻于京沪，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所受到的诱惑也就特别多，但从未有人能攻破他的防线。

刘文辉派驻沪代表私下相送一万元现金。邓汉祥不愿接受，并在电报中告知刘湘，刘湘回电：“朋友所赠，受之有何不可。”

邓汉祥依言收下了钱，不过转手就存入了银行——那个驻沪代表所创办的银行。用意很明显，就是为日后交涉提供便利。

当初范绍增也把刘文辉的贿赂上交“组织”，而且同样被刘湘奖励。但对于奖金的分配，范绍增是用来给自己买了新房，邓汉祥却仍用于公事，仅此一点，便足以让刘湘对其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