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第7/21页）

午后果然是一个转折点，红二师赶到了。

若以战斗力而论，中央红军中，红一军团是王牌，而红二师又是王牌中的王牌。他们的到来，带动了红军在关子门一线的反攻，红军开始像潮水一般猛袭而来。

川军接连失去关子门山谷内的几个山头，各部弹药即将耗尽，躺在山脚下无法送出的伤员则越聚越多，已达数百人。

部下见战局不利，便请示郭勋祺，再调援兵或从狮子岭抽一个营来助战。

郭勋祺已经把近乎整旅都压了上去，身边只剩下最后一个手枪连，哪还有什么多余的援兵。而狮子岭能吸引红军干部团出马，说明其重要性非同寻常，所以也抽不得。

郭勋祺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让前线硬撑，同时再次致电刘湘，催促各部速赴土城。

郭勋祺一个人在土城唱戏，都快唱岔气了。他对这些“友军”的行军速度多少都有些意见——走得也太慢了，说不定还没等你们赶上来，我就要被人打烂了。真应了那句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就在这天下午，军委二局破译出了川军的密电码，从中得知，川军正在向土城合围，由此判断，对面的敌军可能不止一旅。

正好军委干部团抓到了俘虏，其中有一个叫王清泉的手枪连连长，被认为有很高的情报价值。在彭德怀和朱德都见过此人之后，毛泽东决定亲自讯问。

当问到兵力多寡时，王清泉唯恐讲少了，红军攻得更猛，便信口胡吹，供称除自己属郭勋祺旅外，又说潘佐旅在风筝坝作总预备队，廖海涛旅在后面跟踪而来，其余各旅正向土城推进，远的六七十里，近的只有三四十里。

在王清泉说这番话的时候，潘佐旅离土城还很远，更不可能在风筝坝作什么总预备队。但土城一役中郭勋祺旅所表现出的战斗力，却使毛泽东对王清泉的话确信无疑：对面川军不是一个旅，而是两个旅，此外尚有八九个旅将加入战团。

毛泽东还从王清泉口中了解到，刘湘共派了十二三万部队在长江南岸布防——当然这也是在吹牛，不过显然对毛泽东随后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天下午的战况似乎在验证王清泉的话，不管红军如何占据优势，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郭勋祺的阵地。

红军高层开始进行紧张的探讨，到傍晚，终于达成了共识，即迅速撤出土城，西渡赤水河，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从泸州北渡的计划。

1935年1月29日，上午。

前方向郭勋祺报告，弹药快打光了，如果还不补充，只好束手待毙。郭勋祺无计可施，只得跑去前线，当着官兵们的面，把刘湘、潘文华给他的电报读了一遍，无非是“各旅正兼程向土城合击而来”，不过是画饼充饥地给众人打打气罢了。

一番抑扬顿挫之后，他忽然发现有哪里不对劲。

怎么没枪声呢？

旁边的参谋很是机灵，赶紧来了一句：“可能是敌人侦悉我大军前来包围，先行逃跑了吧。”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怕就怕不是啊，一个小时后，各处纷纷来报：“红军撤走了。”

其实红军在天亮之前就已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着手进行撤离。

毛泽东传令，必须轻装前进，那些从江西瑞金一路抬到赤水河边的辎重，包括x光机、山炮、迫击炮、重机枪，全被拆成零件，扔进了赤水河。

前方指挥官跟统帅部的感觉并不完全相同，彭德怀接到撤退命令时还觉得很奇怪，问这是在干什么，传达命令的干部说：“准备渡河，还不过，想当俘虏啊！”

为了不被川军发现，朱德负责组织了两次佯攻，直到掩护主力渡过赤水，才悄悄撤离，这就是“四渡赤水”中的“一渡赤水”。

郭勋祺算是大难不死。

当他进入土城时，有人向他恭喜：“旅长的洪福大到齐天啊。”

郭勋祺撇了撇嘴：“什么洪福齐天，如果再打半天，子弹一完，管叫你们饮弹入地。”

除了那张捡到的油印文件救了他一命外，还得感谢那个“大话王”王清泉。

红军撤退前，王清泉被予以释放。听完王清泉的汇报，郭勋祺瞪着眼说：“你把我军实情告诉敌人，是犯了泄漏军机的大罪，按照军法，应该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