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第8/21页）

王清泉却有他的解释：“我们单单一个旅，与数倍之敌大战两昼夜，伤亡很大，预备队已经用完，子弹也所剩无几，要等那些援兵来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大话王”一语惊人：“我这是在故意夸大其词，把敌人吓退啊！”

不管王清泉被讯问时是不是真的在用“退兵之计”，至少他这个解释还算合理，郭勋祺有点明白红军为什么会突然撤离了，他顿时转怒为喜：“妙计，你不愧上过军官学校，我奖你一百元，等你养好伤，再升你为营长。”

土城战役前，正是川军士气普遍低落之时，急需“攻克土城”这样的消息提提精神，刘湘闻讯，立即晋升郭勋祺为模范师师长，同时在四川报纸上大肆宣扬，称之为“土城大捷”。

一个“土城大捷”，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中央红军北上的决心。毛泽东撤离土城，只是为了寻找新的渡口。

从军委二局截获和破译的情报上分析，赤水河以西的叙永、古蔺一带原本兵力就极为空虚，自土城战役开始后，原拟增防叙永的刘兆藜旅已前往土城，目前这两座县城的兵力一共才一旅一团，正是乘虚而入的绝佳时机。

“一渡赤水”为的就是攻下叙永，从而为从宜宾北渡赢得先机。

在判断出红军这一战略意图后，刘湘又着急了起来，他赶紧让刘兆藜赶赴古蔺阻截，然而还是迟了一步，红军早已穿过古蔺，直奔叙永而去。

1935年2月2日，中央红军开始攻打叙永。执行攻城任务的是红二师，担任前敌指挥的则是红一军军团长林彪。

这是当时中央红军可以排出的最豪华阵容，从部队到指挥官。但是战斗并不顺利，整整一天都没能破城，而城中守军只有川军的一团二连，此外还有五个民团性质的“义勇大队”。

叙永最初为黔军所镇守。黔军从武器装备到战斗力都很差劲，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黔北后，对着黔军便是一顿横扫，黔军早已被赶得无影无踪，此城这才由川军接防。

“六路围攻”和万源战役的失败，对于刘湘来说，可谓刻骨铭心。自那以后，他不仅推广“新战法”，而且有针对性地研究了红军的突袭和游击战术，试图从中找出破解之法。

第二十一军从连排军官开始，就训练如何筑城建壕，如何构建散兵壕、交通壕、机枪掩体以及碉堡，这在川军军官中已成为基本功。

叙永川军就是受益于刘湘的这一变革，他们在防御上显得颇有章法。红军攻城困难，首先就受制于城外修筑的碉堡群：城外有八座碉堡，小山上有两座石碉，尤其后者，可俯瞰全城，是防御中的主要支撑点。

入夜之后，林彪改变战术，重点盯住石碉，采用爆破器材和优势兵力，方将石碉拔除。

再攻城，还是攻不上去。

川军同样加强了夜间攻防战的演练，刘湘甚至说：“只要我们能在夜间跟红军打个平手，就可稳操胜券。”

除了能与城墙形成掎角之势的八座碉堡外，城外还有护城壕，设置了鹿砦和防备红军夜袭的照明坑。

这一天是红军攻势的顶点，到了次日，双方已处于对峙状态，红军虽也时有来攻，但明显不如第一天猛烈，连守城川军都意识到，红军再无能力进行持久攻坚了。

因为援兵赶到了。

刘兆藜在叙永附近与担任警戒的红一师前卫部队交火，因大雾弥漫，难以辨识方向，作战红军一度与总部失去了联系。

当天晚上，红军高层作出决定，撤出叙永，前往云南。

1935年2月16日，中央军委向红四方面军发出电报，表示已放弃了拟从泸州上游渡江北上的计划。

早在土城战役之前，红四方面军即接到中央命令，要求他们西渡嘉陵江，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

接到中央来电后，红四方面军内部展开讨论，有人提出，是不是干脆以主力南下，直接打到长江边与中央红军会合。大部分人都觉得没有把握，此议只好作罢。

俗话说得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经过将近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也由八万锐减至六万。同时，川陕苏区元气大伤，战役结束后，徐向前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良田久荒，十室半毁，哀鸿遍野，令人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