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战国风云（第5/10页）

一下子涌现这么多将才，有人便说是子龙庙的功劳。大邑的子龙庙相传为纪念赵云赵子龙所建，有这位“战神”庇佑，看起来三个军长都是少的了。

偶像啊，谁都要抢着上供。据说当年三个军长都给子龙庙送过金匾，刘成勋捷足先登，提前把他写的匾挂在了赵子龙塑像的头顶。刘湘居次，来了之后，毫不客气地将刘成勋的匾移到塑像后面，换上他的匾。

刘成勋虽气愤不已，但“水漩”已日暮途穷，其圆滑高手的地位也早被“徒弟”邓锡侯所取代，所以只能干瞪眼。

刘文辉来得最晚，却也相中了那绝佳位置，便派人给刘湘带话，让他挪一挪。

刘湘不干，刘文辉将刘湘大骂一顿，随后便将金匾挂在了庙宇正殿中间的穿梁上，正好与刘湘的匾针锋相对。

三块匾的故事，活脱脱就是对现实的隐喻，当然刘湘、刘文辉这叔侄俩原本并没有走到这一步。

在辈分上，刘湘得喊刘文辉幺爸，但实际上刘湘的年纪比刘文辉还大好几岁，因此刘文辉出道较晚，起初在川军中的名气也不大。可是刘湘很快发现他这位小叔父非同一般，竟是一条随时可以飞腾直上的卧龙。

当刘湘任川军旅长，邓锡侯任川军团长时，刘文辉不过才是个小参谋，然而几年之后，他便得以与刘湘、邓锡侯等人同列，成为“革命军军长”。

刘文辉势头凶猛，有人说靠的是“拼幺爸”，依赖了“刘湘系”（或称“二军系”）的关系，有人说是得了川军中“大邑系”的好处，有老乡一路照应，还有人则说没有“保定系”，刘文辉根本爬不到如此之高。

应该说，这些话都对，但又不全对。

侄儿起初自然要关照叔父，可是再往后面去，刘湘自己也是磕磕绊绊。有很多次，不是他拉扯刘文辉，而是得刘文辉保护他——刘湘在“一二军之战”中败北后，即由刘文辉护送回家，直到袁祖铭突然翻脸，若没有刘文辉的话，他都不一定能走出成都城。

刘文辉的两任上司都是大邑人，其中一位就是刘成勋，在此期间，他一路攀升，从营团长升到师旅长。可是川军中大邑籍贯的很多，又有谁不想升官受提拔，不会走老乡关系？这么多人里面，能凭“大邑系”混出头的，其实寥寥无几。

再说到“保定系”，最早扛“保定系”这个招牌且统领“保定系同盟军”的，其实是邓锡侯，但在刘文辉凭借保定二期的资历进入这个圈子后，邓锡侯很快就乖乖地退居次席，将盟主的位置让了出来。

刘文辉在学生时期就相当用功刻苦。有人曾捡到一本他在保定军校读书时所用的课本，那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即《战争论》在中国的最早译本），上面从头至尾，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眉批旁注。

刘文辉能研读到这个程度，殊为难得，他的政治和战略眼光亦可见一斑。

很多四川高层人物都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刘文辉后来也抽上了鸦片，但他能说戒就戒，毫不拖泥带水，说放下就放下了。

这样一个人，不管你把他放到“刘湘系”、“大邑系”还是“保定系”，都注定要脱颖而出。

不久之后，连刘湘也感觉到了危机。在巴蜀政坛，刘湘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个宽厚能容的“仁义之君”。

有一年夏天，他在重庆主持教育会议，发言时憧憬远景，说他统一四川后，一定先要发展土特产，像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都是当时的名特产），都要兴旺起来。

这些话本来没什么错，错的是他又跟着来了一句：“只要土特产能发展起来，就能致富，所以我们不靠科学也不要紧，闭关亦能自守。”

刘湘所说的“科学”，并不是单指科学技术，而是对外界事物的统称，他要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四川乃天府之国，这里应有尽有，经济搞好了不依赖外援也行，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也就是“闭关自守”。

台下坐着很多教育界人士，包括重庆大学的校长和分院院长。其中有个理学院的院长当即打断刘湘的讲话，起立发言：“我以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