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鹿死谁手（第8/12页）

知道军饷不够，蔡锷拉下脸，求爹爹告奶奶，滇黔两省才又合凑了十七万元送来。但这些钱对于消耗巨大的战场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顷刻便会告罄。

蔡锷在四川鏖战一年，只能给官兵发放伙食津贴，根本不敢提及任何战功奖励。

应该说，云南本属落后贫瘠省份，每年全省收入不过两三百万，辛亥革命之前经济上都得靠四川接济。不过自云南独立以来，仅截留中央税款就不是一个小数字，加上其他筹款，已足够前线军饷需求。

可是它们都被坐镇云南的唐继尧给扣住了，用作扩充自己的实力，连一个子儿都不愿多拨出来。

唐继尧不肯给钱，“口惠而实不至”，蔡锷必须自己想办法。但他“生平不好货财”，虽统军多年，却没有什么积蓄，想做到毁家纾难都不可能。无奈之下，只好以个人名义向四川当地绅商筹借，以继续维持军队的开支，结果到护国运动结束时，他已经负债两百万元。

比军饷短缺更要命的，是弹药的匮乏。云南方面的子弹老是运不上来，没有子弹，枪支不过就是根中看不中用的烧火棍。为此，护国军甚至不得不将鞭炮放进铁桶里燃放，冒充枪声，以迷惑北洋军。

正是由于受到唐继尧的掣肘，前线军队很快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乃至“全军惶惑”，士气受到不小打击。

蔡锷在泸州战场上指挥出色，多次以弱胜强，可是再巧的巧妇也难煮出无米的好粥，得调整战略战术了。

1916年3月7日，蔡锷下达退军命令，护国军转攻为守，缩短战线。

这是蔡锷非常苦恼的一段时间。全军撤退后，他“形容清瘦，颇有劳悴之色”，日子难过啊。

可是护国战争终究将成为蔡锷一生事业的顶点，在这场别人看来难以打赢的战争中，他把自己的智和勇发挥到了极致。

军饷困难，他就通过刘存厚与陈宦联系，商请陈宦暗中接济。

陈宦虽说一直在与蔡锷暗通款曲，但实际仍在骑墙，他每时每刻都紧盯着战场的变化，以决定下一步要把赌注投在哪一方。

护国军虽然暂时撤退，但在撤退前其实占有优势，北洋军的伤亡要大得多，而且直到护国军撤退两天后，曹锟都不敢发起追击。也就是说，蔡锷的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性撤退，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溃败，随时可以再次发起新的攻势。

陈宦乃是个中行家，当然看得出来，所以他不仅不能得罪蔡锷，还得讨好，不然人家若是真成了赢家，凭什么要给你好脸色看？

怎么讨好，若是蔡锷这时候就提出来让他宣布独立，那风险就太大了，依陈宦的性格，是绝不肯如此做的。

蔡锷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只要钱。对陈宦来说，给钱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是一种最为保险的讨好方式，没有理由不愿意。

从陈宦那里拿到军饷，子弹也运来了，不过它们仍只是杯水车薪，一眨眼的工夫就会用完，但蔡锷也就只需要再用一次。

他有这么做的理由。

1916年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广西独立当然与四川战场的相持不下有关，蔡锷从中看到了获胜的希望和奥妙。

战争归根到底，打的就是钱和资源。依靠这种糟糕透顶的后勤补给，护国军就算能击败曹锟，也无法席卷中国，直捣北平。

蔡锷唯一的胜算，就是像武昌起义时那样，争取与北洋军继续相持下去，这样，那些犹豫观望的省份将会被迫作出抉择，加入反袁护国阵营。

有鉴于此，他要利用刚刚掌握到的这一点资源，最后再发起一次总攻，为的不是彻底击败对手，为的只是击垮他们的信心。

总攻发动之前，蔡锷宣布“能战者奖，怯战者惩”，并当场将两名失职军官予以正法，三军大为震撼。

1916年3月17日，蔡锷下令全线反攻。此次总攻的声势远大过实际战果，最后既未能重创北洋军，也没能攻入泸州城，但蔡锷的目的达到了。

第二天，即1916年3月18日，以江苏将军冯国璋为首的“长江五督”（即长江流域的五个北洋都督）联名向袁世凯发出密电，要求取消帝制。

“长江五督”拥兵十多万，北洋军近一半兵力都在这里。他们态度的变化，完全打乱了袁世凯的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