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第8/9页）

君臣俩就这么僵住了！

翌日，高宗又派御药官“押解”着李纲，来到后殿起居室奏事。众宰执奏事完毕，高宗命李纲留下来，对他说：“卿所争事小，何必非要去职？”

李纲说：“人主之职，在用一相；宰相之职，在荐人才。今人才以将帅为急，恐不可谓之小事。倘若陛下以为小，臣即便以去职相争！”

想到此，李纲不禁一阵心酸。他一是恨：君臣之间，为何对战略问题认识差距如此之大；二是恨：好端端的抗金大局，竟被一二个不入流的佞臣几句话就给颠覆了！他想，皇上把他留下，也就是要给他一个缓和的余地。如果自己退让一下，无非就是撤掉了一个河东经制司，其他的事还可以徐图。

但他不这样想。他认为：抗金大计是一个整体性的“规模”，环环相扣，先后有序。把河北、河东经营好，竖起人民战争的屏障，是保住现有国土、以图反攻的第一步。这起初的一步，都走得这样难，还何论其他？

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在“二帝”时期，不过是些微末角色，因缘际会，从州官一步成了皇帝的宠臣，他们不可能有经邦济国的头脑与胸襟。他们的从政理念无非就是攀附与整人。巴结上司、打击同僚，培植亲信——这三件事，是他们从政活动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一伙无知小人，居然能屡屡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那么这个国还能有什么希望？抗金大业千头万绪，即便没有掣肘尚且费力，谁还能禁得起他们事事死打烂缠？圣人说得对：“道不同，不相为谋。”李纲的退隐之心，已是斩钉截铁！

想到此，他来到龙椅前跪下，索性说出了掏心窝的话：“臣蒙陛下眷顾，登极之初首命为相。而潜善、伯彦自以为有攀附之功，窥伺相位，自不待言。而陛下却虚位以召臣（留着空位子给我），两人必对臣切齿痛恨，嫉妒无所不至。臣曾建议，议伪命、料理两河、巡幸勿离中原等，此二人偏要处处与臣不同。黄潜善尚未为相时，之所以进谗言指摘臣，不过欲为相而已。今既已为相，仍打压不止，不过欲逼迫臣去职而已！

“臣生性直，却立于群枉之中，唯有赖陛下明察。臣以世俗之事做比喻，今有人患病，众医不能治，而请来草泽之医。待草医开好药方，众医皆阻拦，使之不得用药。草医只能辞别，岂敢负医疗之责？又如大厦之将倾，请来良匠修理之，必换栋梁，而以木柱暂做支撑。众工匠却百般诋毁，主人不察，既不许换栋梁，又将木柱全部撤去，则良匠亦只得告去。何也？倒塌之责不能担也！

“朝廷承平无事之时，宰相犹可尸位素餐、冒受荣宠；今艰难多故之秋，臣自料终不能当陛下之厚望，怎敢久居此位？臣曾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离中原，潜善等欲往东南，所以必打压张所、傅亮而迫臣去职。臣东南人，岂能不愿跟随陛下去东南为安？但车驾巡幸所至，实乃天下人心所系，中国重心之所在，一离中原，则后患不堪设想！所以臣不敢雷同众说。

“愿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留心恢复大业，勿以臣去而改原议。臣虽离左右，岂敢一日忘陛下？惟有不胜依恋之至！”

说罢，李纲忍不住泪流满面。待到拜辞高宗，退下后又上了第三道辞职札子。

李纲的友人们对他的仕途前景非常担忧。有人对他说：“公决然退去，于大义相合！然而谗言不止，将有祸患不测，奈何？”李纲略作思考，铿然答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已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节而退，祸患非我所惧。天下自有公议，此不足虑！”

第二天，八月十八日，果然有公告发布：免去李纲宰相职，降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这两个职务都是虚衔，后一个只是挂名的道观主管，不必到任。降职的同时，又加了食邑实封，算是一个安慰。

高宗从表面上，自始至终都对李纲很客气，在最后一刻仍想挽留。但是李纲的三上表章辞职，使得高宗最终下了决心，要甩掉这碍事的老臣。

这个结局是必然的。只要李纲在，高宗就去不了东南。高宗要想享福，就只能牺牲掉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