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10/13页）

关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李鸿章的基本政策由三点组成：（1）以他从同外国人打交道过程中和从以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为基础重整国防；（2）严守与外国人订立的条约，使其无可指责抱怨；（3）与外国人发生矛盾时，不论孰对孰错，亦不论原因为何，须照其所请迅速办理。李鸿章从内心来讲并不是个和事佬，也不是个和平主义者，他是在拖延时间，以便在中国建立起抵御列强的力量。不管主战派如何喧嚣，他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他具有的关于西方的知识都告诉他：中国无力抵御外来进攻。[111]因而，为了购买外国武器，也为了争取时间，他不得不埋头顶着保守派的阻挠反对，顶着这个国家所奉行的政治信条和社会道德观念。

在中国政治装模作样的文雅门面后面，隐藏着一个半遮半露的地下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激烈的派系斗争，个人小集团、朝秦暮楚式的忠诚和凶狠残酷的暗斗。尽管法律禁止这些，在密折中对别人造谣诽谤却已成惯例[112]，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往往合二而一，或是被自私的、妒嫉的愿望所代替。机会主义者，还有那些牢骚满腹或谨慎戒备的追官逐权之徒，常常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借口，或使其敌手陷入窘境，或使其身败名裂。表面上看来交谊甚深的人，有时内心却隐藏着深仇大恨，表面上的亲密关系不过是幌子而已。[113]中国社会中人们追逐财富、地位和权力的强烈愿望使得任何一个仕途得意的官吏——不管他内心是如何关心国家利益——必然成为那些不如他的人们的攻击目标，地位越高，就越易受到攻击。李鸿章恐怕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因而他自然就成了团结在较有权势的保守派首领们周围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和一心向上爬的人们的主要攻击目标。

带头攻击李鸿章的有两派，一派是排外势力，其核心是清流党，另一派是主战派。清流党尽管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是大多数官吏的非官方发言人，这些官吏盲目、愚昧、反对一切外来事物，他们不仅自命为“纯”儒家文化的捍卫者，而且还是现实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因而顽固反对任何可能威胁其舒适地位的变革，那些敢于试图变革中国的人被他们指为“名教罪人”，他们论证说，他们只听说过用夏变夷，却从未听说过用夷变夏。为了证明改革是异端，他们精心引证儒家经典语录。作为主要的改革倡导者和西方技术的引进人，李鸿章被列为中国文化的叛逆，被比作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主和人物秦桧。[114]

主战派与清流党是紧密相联的，尽管其中有些人也是洋务派。比如，张之洞曾是清流党成员，但他又是洋务派，也是主战派，之所以有这种隐藏在表面看来极不谐调的现象背后的共同特性，是因为张之洞所关心的是保存中国的文化。顽固派支持那些想把外国人赶出中国的人，即使他们不得不依靠西方武器往外赶外国人。[115]主战派的首领是左宗棠，直到他1885年去世。左宗棠相信先打后谈的信条。虽然他和李鸿章曾同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又同为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军事统帅，但是二人却交恶甚深。毫无疑问，左宗棠是李鸿章最大的对手，二人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冲突，小到拜发奏折的时间，大到国防政策，无一不大动干戈。

李鸿章之所以能够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他的敌人们对他的攻击，要归功于慈禧太后的支持，要归功于他玩弄中国政治游戏的能力，归功于他的权力网。然而，1894年日本人决定对中国采取行动时，主战派迫使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起而应战。[116]李鸿章仅仅是一个人，他的权力奠基于脆弱无力的地方官职、非国家正式机构的幕府和波动不定的个人关系网之上，他认识到试图改变在中国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道德观念是徒劳的，他是在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加强中国抵御外来侵略所需要的力量。他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弱点，1894年他也知道中国还无力击败哪怕是一个已经全心全意走上西化道路的东方小国。然而，主战派控制了皇帝，当时唯一可依恃的李鸿章的海陆军被派赴朝鲜——不过是送去让日本人给毁掉罢了。逝者如斯，李鸿章和他的权力网最后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