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第11/18页）

在战略上采取持重或轻进的方针，要决定于敌我双方的许多具体条件，军事史上最有名的冒险轻进而收大功的例子，如五代梁唐大军相持于河边的夹寨，李嗣源侦得梁军后方空虚，偏师轻进，迂回郓城，猛袭大梁得手。相反的则如后来明清之际郑成功的江宁之役，有人劝他先取崇明岛为老营，再入长江，郑成功卑视崇明为小城，忽而不攻，后来崇明三师果然拖了他的后腿，大败而归，持重与轻进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但总的看来，持重为正兵，轻进为奇兵，持重之失最多是错过机会，轻进却常会导致全军的被歼，其危害性尤大。

金朝朝政虽然作了偏袒东路军的结论，斡离不和他的亲信刘彦宗、阇母、窝里嗢、挞懒等将领却没有自我陶醉起来，他们彻底“检讨”，认为第一次围城未能得手的原因，一在于西路军未能截住宋朝的勤王军，二在于他们自己未能先取真定作为后方的根据地，未免有轻进之失。从此以后，他们处心积虑地以真定为假想进攻的对象，一再派人混入真定城，刺探军情，搜集情报，设计了多种攻取的方案，包括军事攻势、政治攻势和间谍攻势。这项工作由斡离不亲自主持，不消说，刘彦宗也起了主要的赞画作用。

刘鞈把马扩关进监狱，自毁长城，又使得城外山寨的义军离心离德，未能很好地配合作战，而斡离不此时已虎视眈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真定城，刘鞈似乎并无所知。

攻取真定并不难，至少斡离不事前已作了这样的估计，但太原未得，宋朝的西北军出入自如，大功尚难告成，斡离不还要等待。

五月中，种师中、姚古之师先后溃败，宋朝以李纲为河东宣抚使，刘鞈升任为河北宣抚副使，组织最后一次的救援太原的军事行动。这时真定新任安抚使李邈尚未就任，后防空虚，正是难逢的好机会。斡离不毫不犹豫地出动进攻真定之师，挑开第二次伐宋之役的序幕。

金军东西两路各有一个独立的指挥系统，两军统帅之间，存在着很难掩盖的矛盾，在个人事务上矛盾尤其尖锐，但他们私不害公，在军事上配合得十分和谐。

当时西路军“围城打援”，粘罕亲统大军，牢牢地围住太原城，雷打不动，电击不散。娄室、银术可各统所部游弋于太原的东、西、南三个方面的外围，击败宋朝各路援师。太原已成为“瓮中之鳖”。这时东路军又实行“围魏救赵”之计，乘虚猛攻真定。结果在九月初和十月初，太原、真定两座名城相继被攻陷，配合之妙，如响斯应。

十月初二，全军东西两路的首脑集会于河东东部的平定军，讨论今后的军事行动。这时太原初得，在河东的宋朝正规军几乎全被歼灭，正是西路军趾高气扬之日。会议刚开始，西路军监军完颜希尹就开了第一炮：“今河东已得太原，昨报河北也得真定，此两者乃两河之领袖。领袖既得，派兵四掠，至今犹在负隅顽抗之城，传檄可定。两河底定后，再作渡河以取东京之计，未为晚也。倘弃两河根本之地，先犯东京，计非万全。万一蹉跎，两河非我所有了。”

完颜希尹是太祖旧臣，有文武才略，以创制女真文字出名。他在西路军中任监军，位居粘罕之次。他是很有资格可以倚老卖老的，完颜希尹一贯主张先取根据地再图进取，对斡离不恃胜轻进持反对的态度。斡离不第一次渡河后，曾派他去说服粘罕以一军围太原，一军渡河会攻东京。这个冒险的战略方针首先就不能说服他，当然谈不上让他再去说服粘罕了。后来朝议嚣然责难西路军，他身为当事人，很难为之辩白，但心中是不服气的。今天他就借取太原的东风，指出冒进渡河的失算，还说了一句性质严重的话：“二太子昨已到京，卒不能攻取其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为我军之殷鉴。”

这一句含有讥诮斡离不的话，西路军诸大将听了都很高兴，似乎为他们出了一口气，但完颜希尹的建议是不能考虑的，它过于保守了，当时宋朝主力西军的精华已竭，在两河战场上根本没有出击的能力，防守东京的只有一些乌合之众，此时不取东京，更待何时。粘罕本人就不赞成完颜希尹的主张。他甩一甩翻下的马蹄袖，随手摘下戴着的貂帽，用力掷在地上，大声嚷道：“东京乃中国这里的中国，指中原地区由汉族建立的朝代，与今天我们习用的“中国”一词，概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