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察举的低落（第5/7页）

从表9—6看，似乎秀孝迁至高官的比例尚且不小；但这一观察方法并不全面。因为所能迁至之官越高，就有越多的机会进入史传，同时又必定有大量秀孝因不得迁至高官而于史默默无闻。在两晋150余年之久的时间之中，由秀孝出身居于“公”位的一品官僚仅见1人，二品官僚仅见7人，包括尚书令、九卿在内的三品官僚仅见19人，这说明察举入仕者在仕途上，大多数是步履维艰的。

我们可以由一个比较来说明这一点。我根据黄大华《东汉三公年表》、华湛恩《后汉三公年表》，并就《后汉书》做大略翻检，其结果是，东汉三公之由秀孝出身者，多达29人(不包括举而不就者)，此外还有8人曾历敦朴、直言、有道、尤异、理剧等科目而为三公。又据万斯同《东汉九卿年表》及《后汉书》，东汉仅尚书令、九卿、司隶校尉、河南尹之由秀孝出身者，就多达47人(不包括举而不就者)，此外另有18人历贤良方正、有道、尤异、理剧、明经、至行等科目而至此类高官。尽管东汉统治时间较两晋为长，但即使考虑到这一因素，东汉由察举入仕者之仕途发展较两晋为优这一点，仍然明明可见。(汉之三公至晋已成“八公”，晋一、二、三品官的种类也颇多于上述东汉官员)前已指出，晋代由察举入仕者有相当一部分为下层普通士人。这就是察举制在门阀社会中地位下降之原因。而大部分高级、中级官员不出此途，就是很自然的了。

但是由上述三表也可发现，察举制度毕竟使得普通士人以及寒门单贱有了入仕升迁的机会，甚至有了迁至高位的可能。例如由察举入仕而居一品官僚之唯一一人，是孝廉陶侃。陶侃家至微贱，得举至洛后被视为“小人”，“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见《晋书·陶侃传》)。得居二品官者之甘卓、戴若思，皆孙吴“亡国之余”，戴若思已沦落至劫掠为生，然而他们都由察举而渐渐崭露头角。又张寔，其父张轨初得叔父锡官，乡品仅为五品，可知其家族在中朝毫无地位；然张寔仍得举孝廉，终至二品方镇。由于察举对士人之才行功能之审察相对地较为严格，更多地体现了择优原则，因此就使一些下层士人以至寒门单贱，有可能以才行功能得举，因缘时会发挥才能而迁至中高级职位。如无察举之法，各州各郡大约会有不少下层士人要白首衡门、永无出头之日的。在门阀鼎盛之时，察举之途为下层普通士人保留了一小块立足之地。我们说察举在当时有弥补士族政治弊端的作用，也正是为此。

三、察举的低落

西晋前期，由于君主和事功派官僚的努力，察举一度尚称繁荣，并在取才选能、扩大统治基础、绥抚蜀吴士人和崇隆经术抑止浮华之上，多少发挥了某些作用。这是有利于专制皇权与官僚行政的。但是这种形式上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地位与作用在实际上的下降。随着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的兴盛，进一步说，随着士族政治的发展，察举的低落是不可避免的。

据《晋书·夏侯湛传》：“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乃作《抵疑》以自广，其辞曰……而官不过散郎，举不过贤良。”是以应举后任用不优、升迁不捷而居心怏怏。又同书《王接传》：“永宁初，举秀才。友人荥阳潘滔遗接书曰：挚虞、卞玄仁并谓足下应和鼎味，可无以应秀才行。”友人劝其“无以应秀才行”，也反映了应举在时人眼中已非入仕荣途。(3)

据《晋书·赵王司马伦传》，惠帝永宁元年司马伦“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岁，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又《王接传》：“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三王义举”事在司马伦篡位之同年三四月，所免之策试当为次年年初之事，是永宁二年之策试亦未实施。秀孝策试之制遂趋松弛。

东晋偏安之初，庶事草创。《宋书·百官志》叙州秀才，“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并对策问”只是制度上的规定，实际上经常荒废。《晋书·陈 传》记其于元帝太兴中上疏称：“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乱，故贡举不试。宜渐循旧，搜扬隐逸，试以经策。”元帝也有意恢复察举考试。《晋书·孔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