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察举的低落（第4/7页）

综上所述，西晋时代由察举入仕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物：第一，才行功能表现优异之下层士人；第二，蜀吴士人；第三，二三流官僚士族子弟；第四，明经术、有文采之士人。由此看来，察举在当时较多体现了功绩择优制和从各阶层广泛取人的特点。而高门权贵子弟对察举已甚轻视，他们多由“清途”入仕以维持权势和身份。因此察举之地位，已有相当之下降。

二、应察举者之仕途发展

下面，我们对应察举者之仕途发展情况，加以考察。

前面已经指出，秀孝应举者在对策后以除授议郎、中郎、郎中等“散郎”为通例。“散郎”之除授表示士人已经成为王官，因此它们也构成了入仕之一阶。但“散郎”并非实职，居此者是否能够得到及时迁调，那就依个人之背景、家族之势位而有很大不同。无权势奥援者，常常是累年不调。如前引《太平御览》卷四一四引《广南记》，记交趾秀才吴甫“累年不迁”，《北堂书钞》卷七九引作“七年不迁”，“不迁”即指久居郎职而不除授实官。又《晋书·夏侯湛传》：“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又同书《潘岳传》记其举秀才为郎后，“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出为河阳令”。还有许多秀才，举后以郎家居而不在朝。如《晋书·周玘传》记其举秀才为议郎，后石冰起兵扬州，周玘结众讨平之，又“散众还家”；同书《夏方传》：“州举秀才，还家”；同书《成帝纪》：“宁州秀才庞遗起义兵，攻李雄将任回、李谦等”；同书《陶侃传》记交州秀才刘沈与杜弘等在广州谋反，为陶侃擒杀；同书《苏峻传》：“年十八，举孝廉，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是周玘、夏方、庞遗、刘沈、苏峻等，皆举秀孝而家居者。大约亦是因为“累年不调”，故以“散郎”还家闲居。

至于能由“散郎”迁调为实职者，所得之官亦因身家背景而颇有差别。下面我们对应秀孝之举者经“散郎”所调之官加以统计，以资参考。在统计中，如史传明记除拜“散郎”事，则将拜郎后所见之第一官计入；如未记拜郎事，则推定为史传省略，并以应举后所见之第一官职酌情计入。

两晋孝廉之迁调可资参考者26例。其情况略如表9—4：

表9—4

从以上统计看，孝廉郎所迁调之职大部分为七、八品官。其中县令长占到30.8％，近于三分之一，可见孝廉为县令长的重要来源。又《华阳国志》别载巴蜀之晋孝廉18例，其任用可考者12例，有2例分别为王国中尉及平西参军，其余10例则均为县令，占83.3％，更可证明上述结论。余者，魏太学博士五品，晋不明，估计晋之太常博士亦五品；公府长史、司马在六品，估计丞相西阁祭酒亦在六品。五、六品官约占23％，其余县令长及其他七、八品官约占77％。

两晋秀才迁调可考者约31例，情况略如表9—5：

表9—5

其中，如把公府祭酒推定为六品，则调为五、六品官者共8例，占25.9％，略高于孝廉；县令长及其他七、八品官占74.1％，略低于孝廉。秀才之任用，较孝廉略优。又县之令长占29.0％，可见秀才与孝廉一样，也是县令长之重要来源。

下面观察秀孝在仕途上所达到的最高官品。前举秀孝合计57例，又孝廉苏峻、秀才张髦举后直接迁调之官不明，但此后之官居可知；又秀才谷俭仕止于中郎，孝廉汜腾；任旭仕止于郎中。将这5例补入，合计62例。其所达到的最高官品分别列如表9—6：

表9—6

由表9—4、表9—5看，由秀孝入仕并非不能迁至清官。表中所列之黄门侍郎、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等，皆属清官。但两晋南北朝之士族门阀注重“起家官”，起家方式与起家官职有别，则社会地位大有差别。依倚父祖门资势位而“少历清官”，最能标志个人身份之高。察举一途入仕虽然也能迁至清官，但由这种包容了寒门单贱、“亡国之余”的仕途入仕，并不能显示门胄的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