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察举的低落（第3/7页）

由之可见，西晋时代，高门权贵子弟由察举入仕者，比例有明显减少，下层士人却有相当增加，同时又有一批蜀吴人士由之入仕，后两类人物合计占62.6％，就是说在官僚士族的眼中，察举之地位和吸引力，已颇为下降了。

这种变化之原因，当然是由于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为高门权贵子弟别辟了入仕捷径所致。步入察举一途者虽然也有高官士族，但同时又有大量下层普通士人甚至寒门单贱，以及蜀吴“亡国之余”，品类颇杂，广泛地容纳了各个阶层、各类身份的人物，这就不足以标志高门权贵的高贵身份。同时，岁举员额平均分配到各州各郡，如某郡为权贵之乡里，员额亦不增加；某地非权贵之乡里，员额亦不减少。这就无法满足高门权贵子弟依父祖势位大量出仕的要求。特别是，我们已经指出察举制较“清途”有更为鲜明的功绩择优制的色彩与制度保证，由于悠久传统它一般仍以经明行修、才优能殊者为察举对象，且有“试职”之法、策试之制；同时它又被九品中正制与“清途”压抑在相对较低的地位之上，由秀孝察举所得之乡品一般在二、三、四品之间，并无优遇；策试后只能拜七品之议郎，八品之中郎、郎中，这是权贵子弟凭“赐官”即可轻易获得的。因此，使高门权贵子弟修身励行，务学勤职，自郡县吏职仕起，依才行功次与寒门单贱同应察举，经严格考试任为“散郎”，自然是勉为其难的。如果没有九品中正制与“清途”，他们或许也会使察举制适合其需要；但既然已经别有了入仕华途，他们对察举自然大失兴趣了。

当然，士族中还是有由察举入仕之人的。首先，察举曾为汉代仕进荣途，至晋虽已为贵游公子所轻，但形式上仍有相当荣誉，故士族之中一些有志之士，仍愿由之入仕。但士族分子如应察举，那就要合于察举的传统标准，而不能徒以门阀，至少原则上是如此。如新野庾衮，父兄皆贵盛，他却甘心隐逸躬亲稼穑，故察孝举秀又举清白异行，入《晋书·孝友传》；又如东晋之庐江何琦，祖何龛后将军，父何阜淮南内史，从弟何充为司徒，然而他本人苦孝事母，养志衡门，琴书自娱，耽习典籍，故得举孝廉，屡被征召，亦入《孝友传》。又如温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为司隶都官从事时敢于搏击贵势，故得举秀才(见《晋书》本传)。

其二，汉魏以来一些经学世家，至此仍多得察举。庐江杜夷，“世以儒学称，为郡著姓”，三察孝廉；秀才卢谌，为汉代名儒卢植之后，“世以儒业显”；秀才王接，“世修儒史之学”；孔子二十二世孙孔衍，“经学深博”，州举异行直言。孝廉须射策试经，秀才对策亦须以经典为本。至晋高门权贵之贵公子多已鄙薄经术、无意章句而竞于玄谈；而有志经学者，仍以经明行修而应察举为常规性仕途。同时，贤良秀才对策是显示才气文采之机会，故文才出众者，多被秀才之举。如潘岳、潘尼叔侄，皆父祖二千石，家族多居位者，二人“俱以文章见知”，皆得秀才举。

其三，士族亦有高下盛衰之别。高门子弟有优越的机会步入“清途”，官位门第较逊者未必就有同等机会。至于所谓“著姓”、“豪族”，亦颇复杂，或以世仕州郡，或以宗党强盛，或以屡出名德，或以世传儒术，都可以此称之。早在东汉，就是既有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这种官僚世家，也有“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的与官僚无干之乡里豪人，还有陈寔这种“贫俭无仆役”、出门使诸子将车的名士家族。《华阳国志》记巴、汉中、蜀、南中等各地郡县均有大姓，如牂柯郡“大姓龙、鲁、雷、兴、仇、递、高、李”之类，然此类“大姓”在当代政治之中有多大影响，就很不相同了。如果仅为一郡一县之望，那与朝廷上贵盛于时的高门华阀相比，显然不能等量齐观。偏于一地的著姓，二三流士族以及门望不够之官僚子弟，如果不能与高门比肩进入“清途”，他们就多以察举入仕。察举员额正是按州郡平均分配的。如安乐秀才张寔，其父不过受叔锡官得乡品五品，然史又记其“家世孝廉”；敦煌索氏，“累世官族”，但在朝廷中并无势力，然而索充为孝廉，索靖、索袭为贤良，索鲠、索绻、索璆、索聿、索琳为秀才，一姓得举者即考得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