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Useless Violence 无用的暴力(第7/8页)

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的人都会记得被日军俘虏的英国军官那可笑的工作热情,努力为日本人在桂河上建造一座壮观的木制大桥,而后却震惊地发现英国工兵正准备炸毁这座桥。所以,你们看,对“好好工作”的热爱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内心的美德。然而,这种“美德”能够让人为善,也能够让人作恶。因为这种“美德”,让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坚持工作;也让斯坦格尔,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最勤奋的纳粹走狗,恼怒地回答采访者的问题,“在我职权内所有工作,我都尽力把它们做到最好。这就是我工作的方式。”鲁道夫·豪斯,奥斯维辛的指挥官,在描述自己创造性的艰苦劳动(正是这些劳动让他发明了毒气室)的时候,也吹嘘同样的“美德”。

最后,作为愚蠢和典型暴力的一个极端事例,我想要说的是对人类尸体不道德的利用——以人类的尸体(一种无名的,并且不属于任何人的事物)为对象,通过任意专横的方式加以处理。对于纳粹在达豪(Dachau)、奥斯维辛、拉文斯布吕克,以及其他地点进行的医疗实验已经有过很多报道,而其中的一些责任人(并非都是医生,但常常临时充当医生的角色)也受到了惩罚(但不包括最重要并且罪行最大的约瑟夫·门格勒)。这些实验的范围从一直利用毫不知情的囚犯进行药物测试,到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用途的科学手段的折磨。比如在达豪集中营,根据希姆莱(Himmler)的命令,代表德国空军进行的人体实验。被选中的人,有时接受特别的护理,使他们恢复正常的生理指标,再被长时间浸泡在冷水中,或被放进模拟2万米(当时的飞机远远达不到这样的高度)高空气压的减压舱中,以了解人血在怎样的海拔高度才会开始沸腾——任何实验室都能以最小的代价,在不牺牲人命的情况下得到这个数值,甚至可以在一张普通的书桌上推导出来。对我来说,现在回忆这些令人憎恶的实验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现在正在讨论应该在多大的限度内允许痛苦的动物实验。这种缺乏明显目的、高度象征性的残忍,正因为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延伸到对死者遗体的凌辱——从远古开始,尸体就被所有的文明所尊敬、崇拜甚至敬畏。而在集中营里,死者遗体所遭受的对待是为了宣布这些不是人的遗体,而是不值得同情的畜生般的尸体,最好的用途就是用于工业生产。几十年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所展出的,从被送进毒气室的女人头上剃下的头发,成吨的头发杂乱地堆积在那里,仍能激起人们的恐惧和厌恶——时间慢慢地侵蚀它们,夺去它们的色彩,但它们仍然默默地向参观者控诉着纳粹的暴行。德国人来不及把它们送到目的地:许多德国纺织企业都购买这种独特的商品,用于生产被套和其他工业布料。那些应用这种材料的企业不可能不知道它的性质。这就像它的卖主,也就是集中营党卫军当局,不可能不从中获利一样,但践踏人性的动机高于获利的动机。

从焚尸炉运出的骨灰,每天以吨为单位。人们可以轻易辨认出入的骨灰,因为其中往往有人的牙齿和椎骨。尽管如此,他们往往被用于以下用途:填进沼泽地;作为木制建筑墙中的隔热材料;作为磷酸肥;而特别高贵的用处,是把它们代替卵石铺在集中营附近党卫军聚居区的小路上,这是出于冷酷无情,还是由于它们的来源而被视为被践踏在脚底的上好材料,我不知道。

我并不幻想能对这个问题追究到底,或者论证这种无用的暴力只是第三帝国的专有特征及其意识形态前提下的必然结果。比如,我们了解的欧洲以外发生的屠杀,便提出了其他解释。但它们离欧洲很远,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又如何能对它进行讨论呢?当然,无用的暴力是希特勒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并不仅存于集中营内。在我看来,姬达·谢利尼(Gitta Sereny)对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前指挥官斯坦格尔的长篇访问中的两句话可以作为它最好的总结。(《走进黑暗》[In quelle tenebre],阿德尔菲出版社,米兰,1975, p. 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