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Useless Violence 无用的暴力（第6/8页）

关于集中营里的工作，已经有过很多报道和文章，我本人过去也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工作并没有报酬，也就是说，奴隶的工作，集中营体制的三大目标之一。其他两个目标是清除政治对手和灭绝所谓的劣等民族。让我们顺便说一句，苏联集中营与纳粹集中营在本质上的区别是没有第三个目标，以及第一个目标的盛行。随着希特勒的掌权，早期的集中营几乎同时出现。而在这时的集中营，工作只是纯粹的迫害，尤其是那些不能产生任何生产价值的工作——仅仅为了恐怖迫害的目的，让营养不良的犯人去挖土或切割石材。无论如何，对于纳粹和法西斯的冠冕堂皇的言辞，是资产阶级花言巧语的继承者，“工作使人高贵”，因此，帝国当局不高贵的对手们不配在“工作”一词公认的范畴内工作。他们的工作必须是折磨，必须不能为专业能力留下空间，必须只能是牲口的工作——拉、推、扛，把他们的腰压弯，让他们的脸俯向大地。这同样是毫无意义的暴力，它的意义仅仅在于打破现有的抵抗或惩罚过去的抵抗。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犯讲述她们在检疫期那没完没了的日子（在被编入工厂劳动小队之前）都用来在沙堆铲沙子：在七月的烈日下，她们站成一圈，每个被流放者不得不把自己沙堆中的沙子铲到右边人的沙堆上——一个毫无意义、永无终止的“旋转木马”，因为这些沙子最后还会回到它原来的地方。

有人提出，这些对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如但丁《神曲》中所描写的炼狱，是为了防止自我防御和积极抵抗核心的形成。但这种说法颇为可疑——集中营的党卫军是愚钝的禽兽，却不是狡猾的魔鬼。他们在成长中被灌输暴力的思想，暴力就流淌在他们的血管中。这些折磨，对他们来说，显然是最平常的事情。从他们的脸孔、他们的姿势、他们的语言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羞辱他人、让“敌人”痛苦，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并不会为此提出合理的理由，也没有任何长远的打算——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我并不是说他们是由错误材料制成的人，与我们不同（他们中也有虐待狂和心理变态，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很简单，他们在道德观完全颠倒的学校里接受多年的教育。为纳粹的极权政府服务的教育、宣传和信息媒体都毫无阻碍——它们享有无限的权力。而对于生长在多元政府下的任何人，这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些虐待性的劳动之外，工作有时也能成为一种保护。对于在集中营里仍能从事自己专业的那些人——裁缝、鞋匠、木匠、铁匠、泥瓦匠，他们重新从事自己习惯的工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渐恢复了他们做人的自尊。但是，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工作也是一种保护——它是思想的一种锻炼、对死亡恐惧的一种逃避、每天生存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工作是人们每天必须关心的共同体验，即使令人痛苦或厌烦，它也能帮助人们不去担心那些更严重却更遥远的威胁。

我常常注意到一些狱友（有时甚至我自己）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做好工作”的雄心壮志如此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内心，从而迫使我们甚至要把敌人的工作“做好”，哪怕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自己的阵营有害，所以必须有意识地努力才能把工作做“坏”。对纳粹工作的暗中破坏，不仅意味着冒险，也意味着必须克服自身所具有的原始的抗拒心理。来自福萨诺（Fossano）的老泥瓦匠曾经救过我一命，而我在《活在奥斯维辛》和《缓刑时刻》两本书中都提到他的故事。他厌恶德国、厌恶德国人、厌恶他们的食物和语言，也厌恶他们的战争，但当他们要求他去建一道保护性的墙壁以防止航空炸弹的破坏时，他为他们建了一道笔直而坚固的墙——墙砖之间交错的位置恰到好处，灰泥的量符合规定要求，这不是对于德军命令的服从，而出于职业的尊严。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中描写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情节：书中的主人公伊凡，被无辜判处十年强制劳动，但他仍按照最高标准去建造一道墙，从而在工作中寻求满足。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建造了一道接近完美的笔直的墙：伊凡“有一个傻瓜般的习惯，而8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促使他改变习惯——他看重工作中的每件事情和每项任务，不会轻易让它们受到损害”。看过著名电影《桂河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