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Useless Violence 无用的暴力（第5/8页）

对于集中营内的党卫军，“整理床铺”具有难以理解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对所有营房的负责人也是如此：也许它是一种秩序和纪律的象征。如果没把自己的床铺整理好，或忘记去整理床铺，就要当众接受残酷的惩罚。而且，在每个营房里，都有两名“Bettnachzieher”（“床铺整理员”，我相信在正式德语中并不存在这个词，而歌德肯定听不懂这个词的意思）。他们的任务是检查每个床铺，并负责横向对齐所有的被褥。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们装备了一根达到整个营房长度的绳子。他们把绳子拉过所有整理好的床铺，一丝不苟地纠正任何偏离绳子的被褥。与其说这种规定是为了施加痛苦，不如说这种疯狂的秩序是荒唐的——事实上，花费如此精力平整的床铺完全没有任何坚实度，晚上，在身体的压迫下，床垫立刻紧紧贴在支撑它的床板上。人其实是睡在木头上的。

在更广泛的限度内，人们会发现在希特勒所统治的整个德国，军营法典和礼仪已经替代了那些传统的、“资产阶级”的社交礼仪。“军事操练”那枯燥乏味的暴力从1943年起便侵入教育领域，开始针对德国人民自身。这些时期的报纸保留了相当的自由去报告和批评在基础教育框架内，强加在青少年身心的令人筋疲力尽的行军——每天长达50公里的行军，背着背包。落伍者得不到丝毫的同情，而任何敢于反对的家长和医生都会遭到政治上的威胁。

还有不能不说的刺青，奥斯维辛土生土长的创造，完全是另一回事。从1942年起，在奥斯维辛，以及其管制下的其他集中营（到1944年，大约有40座集中营）的囚犯号码不再仅仅绘制在囚服上，而是纹在左前臂上。只有非犹太裔的德国囚犯例外。新的囚犯，无论以前是自由之身，还是来自其他集中营或犹太人隔离区，在入营登记时都要由专业化的“书记员”有条不紊而迅速地进行刺青。归功于典型德国人出色的分门别类的才能，一个真实而端正的编号很快形成——男人在小臂外侧，女人在小臂内侧。“Zigeuner”（吉普赛人）的编号，开头字母必须是“Z”。而犹太人的编号，从1944年5月起（从那时起，大量的匈牙利犹太人进入奥斯维辛），开头字母必须是“A”，但很快被字母“B”取代。在1944年9月前，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孩子；他们都在刚到的时候就被送进毒气室。而在华沙起义之后，在街上随意逮捕的整个波兰家庭开始被送进集中营，他们所有人都要刺青，包括刚出生的婴儿。

刺青并不十分痛苦，持续时间也不超过一分钟，但它仍带来了深深的伤害。每个人都清楚它的含意：这是一个无法抹掉的标志，你们永远无法离开这里；这是奴隶身上的烙印，牛羊被送到屠宰场才打上的标记，它标志着你们的身份。你们不再有名字，这就是你们的新名字。刺青的暴力是毫无理由的，本身就是目的，单纯地施加痛苦——把三个帆布号码缝在衣服、裤子和大衣上还不够吗？不，这不够，还需要更进一步，一个言语之外的信息，从而让无辜者感到他的判决烙刻在他的肉体之上。这也是原始主义的回归，越发让正统的犹太教徒感到烦恼：事实上，为了区分犹太人和原始人，在摩西律法中，刺青是被禁止的（《圣经·旧约·利未记》第19章第28节）。

四十年已经过去，我的刺青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并不为它感到光荣，但也不为它感到耻辱；我既不展示它，也不把它隐藏起来。我并不情愿把它暴露在单纯好奇者的目光中；然而，如果有人质疑纳粹的罪行，我会毫无迟疑地、愤怒地展示这刺青。年轻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不除去这刺青，而这让我颇感惊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个世界中，并不是很多人带着这样的证据。

我们有必要对自己施加（有用的？）暴力，从而引导自己去讲述最悲惨无助之人的命运。我再次尝次去揣摩纳粹的逻辑。作为一个正统的纳粹，杀死所有的犹太人一定是显然、明确而清楚的——这是一种教义，一种假定。同样要杀死孩子，当然；同样而且尤其要杀死孕妇，从而避免未来敌人的出生。但是，为什么，在帝国无垠的国土上，在每个村庄和城市里所发生的狂暴围捕中，为什么要侵犯垂死之人的房屋？为什么费尽力气把他们拉上纳粹的火车，让他们远离家园，经过一场毫无意义的旅行，最后死在波兰毒气室的门槛上？在我被押送到集中营的途中，车上有两位九十高龄的老者——德国人把他们从福索里集中营的医务室抬出来，扔上火车。其中一位老人，尽管他的女儿徒劳地护理，仍在途中去世了。就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死去，或者把他们杀死在病床上，而不是把他们的痛苦强加到成千上万被押送的犹太人的集体痛苦中，这难道不是更简单，更“合算”吗？人们的确会由此想到的：在第三帝国，最好的选择，由统治阶层所强加的选择，是实施最大的折磨，最大的浪费，最大的肉体和道德上的痛苦。帝国的“敌人”不仅要死，而且要痛苦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