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宋家遗产（第5/16页）

杜鲁门总统最终还是得到了一定数量的确凿信息来回答自己最初的疑问。不过他知道的实情对于宋家人的总体情况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多年之后，在接受作家默尔·米勒的采访时，杜鲁门如此说道：“他们全是贼，他们家所有人全是……我们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被他们偷走了7.2亿美元。他们偷了钱，然后拿到圣保罗去投资房地产，有一些就在纽约这里……就是那个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以前和现在一直使用的活动资金。”

正当联邦调查局着手进行调查的时候，远在中国的蒋介石正忙着为逃往台湾做准备。一个为了不把武器装备落到共产党手里而敢于轰炸自己军队的人是不会给共产党留下太多值钱的东西的。蒋介石派出自己最信任的那些人有计划地把各大银行、兵工厂和博物馆搬了个一干二净。全国各地出现的这一现象不禁令人想起了纳粹德国最后疯狂的那些日子，当时伦勃朗的许多名画被盗走并运送到私人地下室里藏了起来，等待适当的时机重建天日。

多年之前，在张静江的建议下，蒋介石实行了一个长期计划，对乾隆皇帝收藏在故宫中的宝藏进行“疏散”。乾隆于1735—1795年在位，他的统治时期是各类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乾隆生活简朴，却急欲表达其高雅的品位，在其住处摆满了各种华丽的艺术品，这些后来都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核心藏品。张静江和他在艺术界的那些朋友们一直对这些藏品垂涎三尺。

委员长将这些宝贝视为其王朝的世袭财产。20世纪30年代初，他派人将这些宝藏从北平运到南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派人把这些艺术品装到数千个木板箱中，疏散到全国各地，“以免落入日本人或共产党之手”。这些宝藏最终被运到了偏远的中国西部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在这期间，很多名作流入海外富有的收藏家手中，人们一直在揣摩到底是谁干的，但在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藏品在全国各地不断地辗转，谁也说不清到底丢了什么藏品、丢了多少。1938年，张静江离开中国去了欧洲，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均设立了自己的艺术品展览室。“二战”期间他一直待在美国，并在美国也成立了一个藏品丰富的展览室。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离开了人世，不过《时代周刊》并没有报道这件事。

淮海战役结束之前，约有25万件画作、瓷器、玉器和青铜器被运到台北。1949年1月21日，也即淮海战役结束11天后，蒋介石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

当然，他辞职的目的是使自己免遭失败的羞辱。不过，跟以往几次辞职一样，指挥权仍抓在他的手里。军队、政府官员、美国援助物资、空军战机等等一切依然在他的掌控之下。一些军人政客叫嚷着想借机掌权，总统一职最终落到了蒋介石党内的老对手李宗仁身上。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与毛泽东进行谈判。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让李宗仁把委员长和蒋介石夫人这两个被人民列为头号战犯的人，以及宋子文和孔氏夫妇交出来接受审判。

孔祥熙再也没有踏入政坛。战争结束时他已经65岁了。保守估计，他和霭龄共有将近10亿美元的财富，大部分早已被极富远见地转移到了国外。1946年时，二人曾到上海进行了最后一次短暂访问，清理自己的资产，把能运走的都转到了香港或国外。1947年，他们去孔祥熙在山西太谷的旧宅看了看，在共产党占领之前就把这所豪宅的大门给关上了。随后，孔祥熙告知朋友们说，因为霭龄“身体不是很好”，有必要让她离纽约的医疗中心更近一些，因此他将带她前往美国。

宋子文也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他被共产党列入主要战犯的名单，国民党内的政敌们也指责他侵吞大笔公款，要求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至少交出一半。1949年1月24日，担心性命不保的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省长的职务，与张乐怡一起逃去了香港。他在香港的启德机场走下飞机时，身穿一件双排扣西装，头戴一顶灰色的小礼帽，手持自己最喜爱的手杖，翻领上还挂着两排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颁发给他的奖章。张乐怡走在他的身旁，身穿貂皮大衣，脸上戴着一副墨镜，以便遮掩那双哭得红肿的眼睛。子文的表情从来没有如此严肃。共产党和绿营[2]的人都在追捕他，子文要求香港的英国警方提供保护，他们同意了。5月16日，他去了巴黎“接受医学治疗”。1949年10月10日，子文带着外交护照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一次又是为了“家族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