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内内内内（第7/12页）

不管怎样，现在一切都太迟了，项白克的快车早已在错误的轨道上失去了平衡。1943年1月初，谢伟思返回华盛顿述职，发现自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第一个从重庆美国外事局返回美国的人。他在报道中说：“屋椽上都长出苔藓了。”由于专业原因，谢伟思一直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还曾到毛泽东控制的地区进行过一次旅行，对中国共产党了解得非常透彻。

在华盛顿逗留期间，谢伟思写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督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局面进行一次最为透彻深入的研究”。他警告说，国民党离“表面上的民主”越来越远，满脑子只想恢复内战。他指出，如果在打败日本人之前就发动内战，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还说，绝不能低估这件事对美国作战效果的影响，政治上的意义也同样严重，因为共产党目前控制着很大一片国土，并且他们能够动员和教育这些地区的民众。等到日本人被打败的那一天，共产党的统治区将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并会进入因日军撤退而呈权力真空状态的其他地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认为，如果华盛顿愿意的话，就足以迫使蒋介石采取适当的行动。他们认为，美国持续、无限制地援助蒋介石的行为表明，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华盛顿将会支持蒋介石。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的援助是一种挑衅行为，这将逼迫他们转向莫斯科寻求同样的支持。

这份写于1943年1月23日的备忘录简单明了地预测了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切。这份备忘录写好之后，项白克却在页边上潦草地写下了如下评语：“荒谬无理、荒唐可笑、耸人听闻。”在项白克看来，谢伟思的观点“结论轻率、言辞夸张、很不成熟”。

谢伟思把蒋介石看得很透。在另一个场合，他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如此写道：“蒋介石年轻时代在上海的经历对我们了解他的行事方式非常重要。”

跟黑社会帮派大佬们接触后，他学会了如何使用威胁和敲诈等手段。除了这两种手段之外，他还加上了中国人另两种传统的惯用手段：讨价还价，以及在对手之中挑拨离间……从蒋介石的每一次行为中都能观察到这样的特点。凭着平衡人与人、派系与派系之间关系的高超手段，凭着拥有军人政客而非军事指挥官的那种谋略，再加上有黑帮做靠山，他最终得以上台，并维持着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谢伟思分析得再透彻不过了。

美国对蒋介石政权政策的错误处理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这个线索一直藏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里，直到1983年文件解密后，这是我为此书查询“情报自由”的过程中发现的。在长达1 000页的文件中，有一部分内容选自报给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一份备忘录。那份备忘录写于1943年1月9日，即谢伟思返回华盛顿之后的几天内。虽然为了掩盖线人的身份，文件中提到的人名已经被涂黑，但提供这些信息的很可能是刚从中国回来的约翰·根室，或者是谢伟思——因为从他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他是一年多来从重庆返回美国的唯一一位中国问题观察家。从语气上来看，这些信息更像是谢伟思提供的，因为文件中所述的种种情况与他出版的回忆录基本一致。不过根室也刚刚在重庆跟谢伟思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备忘录中提到的那些人他都见过。从备忘录中可以看出，作者本人跟宋家人关系密切，熟悉宋家人的情况，其中还记录了庆龄说的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家族逸事，她只会跟信任的人才会说起这些事。

联邦调查局的尼克尔斯与线人进行了谈话，并把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在文件开头的简介部分，尼克尔斯告诉胡佛，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最终才确信线人清楚自己在谈论什么，并且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谈话刚开始，那位线人就指出，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宋氏家族，他们“掌握着生死大权”。宋氏家族“一直是钱迷心窍，一举一动都是想着如何捞钱”。正因为如此，他们“正在操纵一个巨大的阴谋，对美国人通过租借法案援助中国人的物资下手，并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钱转到了宋家人的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