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内内内内（第6/12页）

然而，华盛顿非但没有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还常要处处迁就于他。委员长（或者代表委员长的宋子文）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稍有不满就会发出威胁：如果美国不能满足其最新提出的要求，他们就要单方面跟日本人讲和。蒋介石或宋子文还有另一种威胁方式：他们对华盛顿讲，如果美国给不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去找莫斯科要。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会发现，一个声称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府却发出这样的威胁，真的是让人感到奇怪。

罗斯福被吓住了。他自认为非常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而实际上，他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都来自像美龄和子文这样美国化了的中国人。这样的人在中国都被称为“香蕉人”，意思是说他们虽然外表是“黄”色的，里面却是“白”色的。在开罗见到蒋介石时，总统坦诚地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方人。罗斯福对萨默·威尔斯说，他在与蒋介石打交道时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他发现蒋介石“高度情绪化”，并且罗斯福个人对“蒋介石政权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缺少同情”而感到非常不满。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指示马歇尔将军给予蒋介石特别关照：

我们大家必须牢记的一点是，委员长历尽艰难才得以成为4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这是一项异常艰苦的任务：他把各个群体的各式各样的领袖人物团结到了一起，其中包括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工程师等人，这些人一直以来都在地方上或政府里不停地争权夺利，在极短的时间里在全中国范围内完成了一项我们用了两个世纪才完成的任务。

除此之外，委员长觉得有必要保持其个人的崇高地位。在那种环境之下，相信你我也一定会这么做。他是行政首脑，又是总司令，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对他说话蛮横，更不能像对待摩洛哥的苏丹那样对待他。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这番错误描述可谓是达到了荒唐的程度。他说的似乎更像是他自己，而不是蒋介石。在1945年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罗斯福承认说：“在开罗时蒋介石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我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我对蒋介石所有的了解都是听蒋夫人说的。”

就这样，美国人制定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对蒋家、宋家和孔家人个性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据事态发展、国家形势或人民疾苦。这还得归功于宋家人杰出的政治权术。负责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官方人物是国务院远东司的老前辈项白克。项白克对中国的情况只有一点儿粗浅的了解，并且已经好多年没有接触中国事务了。

项白克就像一条待在国务院里晒太阳的毒蛇，找到一块有阳光的地方盘起身来，静等着那些打扰它睡眠的动物自投罗网。他一生中只在中国待过4年的时间——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在几所国立大学里教过书。他对汉语几乎一窍不通，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了解得就更少。1916年，他还用自己对中国的那点可怜的了解写了一本名为《当代远东政治》的书，出版不久便销声匿迹。“一战”时期，他以陆军上尉的身份在远东问题上扮演了“专家”的角色。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他的“出谋划策”，亚洲事务被搞得一团糟。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他进一步破坏了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从而为“二战”埋下了祸根。凭着这种可疑的资历，项白克又出版了一本经不起推敲的著作，凭着这本著作及其在哈佛大学的教师职位，项白克又于192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

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任命可谓是国家之大不幸，它使项白克控制了外国事务管理局官员呈送给国务院和白宫的各种情报。他扣下了那些批评蒋介石的情报，不让国务卿知道。他曾说：“美国的远东政策就像是一列沿着铁路线奔跑的列车。铁路早已建好，火车驶向何方也已是尽人皆知。”事实上，这列火车在1975年到达了西贡，沿途一路呼啸着经过北京、金门、马祖岛和鸭绿江各站。

项白克装模作样地把他的无知隐藏在道德背后，依赖国务院那些惯用手段，利用法律和技术上的种种便利来压制那些更了解情况的下级官员的建议。他还声称自己对“神秘的东方世界”有特别而透彻的理解，为常人所不及。项白克和他那位死气沉沉的门徒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严重脱离现实。1944年，他的一些手下起而攻之，反映他私下扣押转给国务卿赫尔的重要情报。尽管如此，他也只是被调整了一下岗位，去担任美国驻荷兰大使，从而不需要为其对之后30年造成的恶劣影响承担任何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项白克用这样的方式管理其下属的机构，使得很多比他优秀的人的职业生涯毁于一旦，有的人甚至为此丢了性命，而他自己却毫发无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