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第5/14页）

“你是不是以为孙先生组建国民党是要使富人更富，并吸吮中国几万万垂死人民的膏血呢？”

戴：“介石正在竭力以求实现孙先生的《建国大纲》，他负着极大的责任，要克服无穷的阻碍，全体忠实同志，都应该来辅助他。但是现在情况是很困难而又复杂的。诚然，即使介石把政府交给你，或汪精卫，我敢断言，情形纵使不更变坏，也不会有半点改善。”

宋：“请放心，我并不希望代替蒋君！”

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待些时候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快活一些。我们都是人，怀有好意和同情心的人。”

宋：“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

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一样公开进行，不要……用侦探来包围我。”

戴：“我去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4]

在与夫人一道起身离开时，这位老人转过身来，舔了舔干燥的嘴唇（他是个容易紧张的人），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要不是因为你是孙夫人，我们一定会要你的命。”

庆龄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你是自己认为的那种革命者，早晚会这么做的。”

庆龄卧室里藏有发报机的事纯属无稽之谈，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如果克里姆林宫想要获得上海的秘密情报的话，只要联系苏联谍报机构驻上海的迪亚曼特、德利本斯基和佐尔格三位高级间谍就可以了。此外，塔斯社的记者罗弗同志和外交部代表克雷姆斯基同志也在上海。

当时在上海的还有一位美国作家、激进主义分子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身体壮实、下巴宽大，模样长得还过得去。她活泼可爱、精力充沛，很有幽默感，喜欢开玩笑。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多年后在红色总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她曾主动请缨，教毛泽东学跳舞。不过后来她曾善意地解释说：“自尊心让他没有接受我的邀请。”最终，她跟随毛泽东的部队四处征讨，对红军体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所做的牺牲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她过惯了艰苦生活，费正清曾这样说道：“她在科罗拉多矿区的下层社会里长大，在那里，‘美国梦’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他的父亲死于酗酒，母亲因为过度劳累而去世，姑姑则沦为了妓女。史沫特莱全凭着自己过人的聪明和坚强的个性才活了下来。”她之所以参加印度的独立运动和中国农民为自由而进行的内战，都是因为受到各种不公现象的刺激。跟一位印度无政府主义者的恋情让她走向了革命。现在，36岁的史沫特莱又以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史沫特莱因与庆龄和共产党交好而被列入了委员长的黑名单。美国军情部门也对她产生了怀疑，认为她可能与以理查德·佐尔格为首的苏联间谍圈有联系。他们做出这种判断，很显然是因为史沫特莱平日里过于随意，让那些跟自己不熟悉的人用自己的地址来收发信件，这些人中就包括几个佐尔格圈子里的苏联人。史沫特莱住在法租界吕班路85号，离庆龄的住处很近，因此也受到了青帮分子的监视。

史沫特莱和庆龄有很多相同之处，包括她们与反帝大同盟之间的联系。她俩在中国还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其中包括新的“第三势力”的成员以及一些共产党员。她们俩都讨厌蒋介石，并且毫不遮掩对他的鄙视，这让那些仰慕蒋介石的人十分憎恨，差点儿以间谍罪的名义把她们抓起来。

南京独裁政权也不断捏造事实。私下里曾流传着这样的消息，暗指报社编辑约翰·鲍威尔在克里姆林宫那边也领一份工资。

虽然庆龄的言论已被封锁，她跟戴季陶之间的那段值得铭记的谈话也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她仍有其他途径来发表自己的言论。后来有一张署名“孙夫人”的传单得以大范围地流传，内容是关于她妹妹美龄的一些丑闻。这张传单看起来不像是孙夫人亲手写的，不过，从内容来看，也只有宋家人才会对美龄的日常生活细节了解得如此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