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第11/14页）

中国人对这个运动并不热心，而外国人却非常满意。意识到取悦委员长夫人的重要性的那些政府官员们纷纷支持这场运动。热心过度的军队指挥官们急于取得委员长夫人的欢心，派出恐怖的执勤队，看到谁在大街上吐痰就上去痛打一顿。要是有人走路拖着步子，或者在饭店吃饭时喝葡萄酒或白酒，或者点的菜超过四菜一汤，或者给服务员小费等，只要被执勤队发现了，就会被拖出去挨一顿棍子。（从那之后，为了骗过无处不在的儿童团团员，饭店工作人员都把白兰地和葡萄酒装在茶壶里。）

只要看到涂脂抹粉、穿戴西式服装和帽子的姑娘，警察们都会毫不客气地把她们抓起来，用无法擦除的红墨水在她们的皮肤上盖上“奇装异服”字样的印章。给人烫卷发的理发师和出售有伤风化的游泳衣的店主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受侮辱。“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口号贴满了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用硕大的字体书写的大字报也贴得到处都是。

此外，一些更具体的计划也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发起公共卫生运动、修建下水道和改进供水系统等。人们对丧葬仪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使之不再像以前那么铺张浪费。同时开始举办集体婚礼，以减少婚礼的花费。诸如烧香磕头、燃放鞭炮、送葬时给逝者烧买路钱等迷信活动也受到抨击。政府“鼓励”民众每天洗三次脸，每周洗一次澡，蔬菜要洗净煮熟了再吃，并开展戒烟运动等。

美龄本人尽力不在公共场合抽烟，不过她很喜欢英国的薄荷香烟，私下里经常一根接一根地抽个不停。

委员长在上海的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用“美龄体”英语写成的文章，支持这场改革运动：

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表现在随波逐流、浑浑噩噩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不分善恶、不辨对错和公私不分。因此，我们的官员们才变得虚伪、贪婪和腐败；我们的民众则如同一盘散沙，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成年人则变得品行不端、愚昧无知。有钱人沉湎于声色犬马，而穷苦人则地位卑下、肮脏猥琐，找不到出路。这一切致使政府权威和道德纲纪分崩离析，社会动荡不安，这些反过来又使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和外国侵略时显得束手无助。

一方面，蒋介石像墨索里尼一样，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国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教会农民们不要随地吐痰，并确保火车能够准点运行；另一方面，他又像希特勒那样，决心除掉社会和政治上的堕落分子，让民众遵纪守法，即便是遇到几次严重的挫折也在所不辞。蒋介石认为法西斯主义有三个支撑：国家主义、对最高领袖的绝对忠诚，以及对民众实行斯巴达式的军事化管理。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的一种通俗表现——一件送给蒋夫人和传教士们的小摆设，整个过程滑稽味道十足，因此，并非所有的外国人都把它当回事。而传教士们现在却无视蒋介石当初受洗时他们在宗教杂志上发出的那些警告，开始忙着搭上“新生活运动”的宣传车，把当初骂蒋介石的政权是反宗教势力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蒋介石对希特勒非常崇拜，最终，他模仿希特勒的“褐衫党”和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组织，蒋介石称之为“蓝衣社”[6]，不过他一直否认该组织的存在。之前蒋介石已有两个秘密机构：陈氏兄弟的党内盖世太保和戴笠的军事秘密警察组织，蓝衣社则是两者之外的衍生机构。

蒋介石变得非常倚重他的青帮导师、被刺杀的革命英雄陈其美的两个侄子。大侄子陈果夫曾负责组织招募7 000名青帮小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那之后又受蒋介石委任，负责在国民党内部建立一个盖世太保组织。作为国民党的组织部部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肃清国民党内和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异己分子。

为了确保每个党员都对党忠诚，陈果夫建立了一个遍布每个政府机构的间谍网络。他让自己的弟弟陈立夫来管理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他们的叔父去世之后，陈氏兄弟和蒋介石一起参加了一个青帮仪式，从此三人成了“结拜兄弟”。人们普遍认为，两兄弟中的大哥陈果夫为人更为聪明狡猾。他还是个多才多艺之人，曾自己撰写剧本、作诗填词以自娱自乐。他资助陈立夫去美国读书以及到匹兹堡大学学习采矿专业。1928年，陈立夫弃学回国，担任蒋介石组建的特务机构中统[7]（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一职。这个名称是对国民党政治特务机关的一个委婉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