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第6/19页）

会议结束后，庆龄已经是筋疲力尽，满心厌烦，但她现在还要私下里会见子文。子文向她转达了母亲、两个伶牙俐齿的姐妹和喜欢唱希腊式哀歌的孔祥熙等人表达的各种强迫、威胁和颠覆性的话。然而，庆龄坚定地告诉弟弟：不行，她不会跟蒋介石合作。如果武汉国民政府垮了，她将回到上海，在那里继续跟蒋介石斗争。

多年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开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显然是在庆龄和一位美国朋友的谈话的基础上形成的。文件显示，子文当时吓坏了，他坚持带着庆龄离开了位于长江岸边的住所，一起到外面散步。远离了那栋住宅和监视那里的人后，子文拉着姐姐的手，让她打消返回上海的念头。他低下头，小声告诉庆龄她现在有生命危险，可能会有人从背后对她使刀。庆龄听了大笑起来，但子文却一再坚持说，霭龄已经“像前几次一样，计划暗杀她”。

尽管这些话让人听了感到心寒，并且还面临着被自己的亲姐姐暗杀的危险，庆龄仍然顽强不屈。

子文给上海发了一封加密电报。

记者希恩前去拜访鲍罗廷，却发现他也是个宿命论者：

我将坚持到最后一刻。等他们强迫我离开时我再走。不过别以为中国革命就这样结束了，或者失败了。这一切都是暂时性的。它将转入地下，它将成为秘密的运动，会受到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以及帝国主义的打击。但它现在已经学会了如何组织力量，如何进行斗争。一年、两年，或是5年，迟早有一天，它将再次浮出水面。它可能会遭到多次失败的打击，但最终它会取得胜利……这里发生的一切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为了不给人们用以证明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正确性的口实”，几周以来，共产党人的活动已经明显减少。一些在武汉的共产党官员小心谨慎地请求休假，另一些人则申请辞职。共产党告诉鲍罗廷，他们应该主动请辞，而不是等着被驱逐。鲍罗廷则警告他们说，莫斯科绝不会同意这么做。

6月中旬，有人试图在一次宴会上毒死加伦将军，结果却是另一个苏联顾问被毒死了，加伦则活了下来。

在1927年初春时节，通过剪短头发来表明自己革命决心的那些年轻女同志们又把头发留了起来。大街小巷上再也看不到共产党干部们的身影，分布在各处的共产党办事处也是人去楼空。一小队一小队的治安警察和黑帮匪徒冲进共产党人的办公室，见人就抓，或者直接打死。武汉的白色恐怖开始了。

子文再次面见庆龄。当时庆龄正在准备最后一份驳斥蒋介石的声明，她不会抛弃武汉。7月12日，子文通过孔祥熙向蒋介石发了一份密码电报。作为立即投降的代价，汪精卫提出了一些能保住面子的安排，子文在电报中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这些条件。7月13日，子文收到了孔祥熙的回电，内容如下：“告诉卖家，商人同意按照要价付款。希望按照约定日期发货。”

“你看，”眼光敏锐的陈友仁说道，“你认为这里的商人指的是谁？就是蒋介石。他们买卖的货物指的就是背叛武汉国民政府。这些用词表现了孔祥熙和子文当时的心态。这是一种买办的语言，他们把中国的命运当作商品来买卖。”

鲍罗廷把事态的发展情况传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他收到了克里姆林宫一份严肃的声明：“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角色已经终结，它正在变成一支反动力量。”莫斯科命令共产党退出武汉国民政府。7月14日那天剩余的时间里，毛泽东和其他仍在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悄悄离开了。

现在实际上只剩下庆龄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仍跟她站在一起的国民党领导者是邓演达将军。他曾是黄埔军校里很受官兵喜爱的一位领导人，不过他是一个独立的领导人，不属于蒋介石那一派。1926年北伐期间，因其才华出众且颇有威信，邓演达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伐战争中取得的很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都得益于他的指导。

如果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没有青帮或莫斯科的干预，那么最终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可能会是邓演达，而不是蒋介石。宁汉分裂时期，邓演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指责蒋介石篡权和背叛了孙文的意愿。蒋介石则称邓演达是一个“共产分子”。与此相反，邓演达和庆龄只是认为共产党的某些计划是对孙文的三民主义的一种补充，他们并不赞同共产党屈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和斯大林的独裁专制。现在，他们有理由怀疑斯大林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故意干涉中国。一面是蒋介石和青帮威逼利诱，另一面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阴谋诡计，新生的武汉国民政府还没来得及站得住脚跟，就注定要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