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第5/19页）

当时在上海的还有另一个名叫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西方记者。她以前就曾来过中国，认识不少大人物。她去了莫里哀路上的那栋别墅，发现子文变了：

也许他自始至终一直是蒋介石的代理人，一个什么事都心知肚明的伪君子。也许他以前的经历让他变成了一个懦夫，也许他认为重新合并可能会拯救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与他的谈话中我清楚地看到，他非常明白，真正的革命和真正的国民党人都在武汉，他们都需要他，但他却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没有做出选择。

最后希恩告诉了我们子文的最终决定：

“我不能去，”他说，“我不能这么做。很抱歉给你带来了这么多麻烦，但我真的不能这么做。”

他显得很激动，也很不安。我坐在大厅楼梯的台阶上，吃惊地盯着他。那天下午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而现在……

“那我该怎么跟你姐姐说呢？”我问道。

“我们一起去找我的家人谈谈吧。”他说道。

于是我俩一起钻进一辆劳斯莱斯小汽车，在凌晨1点钟的时候挨家挨户去拜访他的家人。我没有参与宋氏家族内部的谈话，只能想象他们是如何劝说子文不要孤注一掷。跟他谈话的人有高度美国化的妹妹美龄……另一个是他的姐夫孔祥熙。经过几个小时的争论后，子文从孔家大院里走了出来，情绪十分低落。

“事情定了。”他说道，“我不会去了。告诉姐姐我会给她写信。很抱歉让你白忙活一趟。”

我开着如灵车般宽敞的轿车把他送回家，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整件事一波三折，我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也显得非常忧郁。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那天晚上经历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最终的印象：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其代表的一类人的角度来看，子文是夹在两派对立势力之间的一个正直的自由派人士。

当年7月，子文确实回过一次武汉，不过是替他的新老板蒋介石传话去的。南京和武汉之间联合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前提是立即正式地把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

几周以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最后的日子”随时可能来到。鲍罗廷已经安排法尼娅动身去海参崴，但在北京却被东北军阀张作霖给抓住并投进了大牢。张作霖急切地想扼死鲍罗廷夫人。在中国，扼死跟欧洲的绞死不是一个概念。欧洲的绞死是刽子手用力收紧一个套在受刑者脖子上的铁枷，而中国人则是用赤裸的双手把受刑者慢慢地掐死，即便是一个精于此道的刽子手会让这个行刑过程持续15分钟以上。整个过程中，受刑者的敌人们都会在一旁仔细观看，眼睁睁地看着受刑者先是大小便失禁，然后慢慢咽气。在处死4月从苏联使馆里逮捕的那些共产党人时，张作霖用的就是这种刑罚。

人们立即开始着手制订营救法尼娅的计划。她的被捕说明最后的时刻已经临近。此时此刻，武汉国民政府中剩余的国民党将领们与蒋介石合作的压力非常之大。不合作的话，那只有跟这个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革命实验的武汉国民政府一起灭亡。蒋介石已经私下里收买了唐生智将军，命他秘密调兵进入阵地，准备在7月15日即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下次会议召开的日子夺取武汉。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当时正在武汉。

我受邀去跟宋庆龄即孙逸仙夫人住在一起……革命在召唤她，她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不仅是她自己的心愿，也是数百万普通老百姓对孙文遗孀的崇拜之情使然……朋友们认为她是被迫无奈才待在武汉，都劝她放弃武汉革命政府，甚至连去日本的船都给她准备好了。当她明确表示这是她个人的意愿时，立刻引来了一阵冷嘲热讽，所有人的暗箭都对准了她。

7月12日，子文抵达武汉，并与中央委员会进行了会谈。蒋介石托他带来的消息非常明白：立即驱逐鲍罗廷和共产党，同南京国民政府联合，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由于武汉国民政府早就决定在7月15日的会上正式“清除”共产党，因此，主要条件已经具备。蒋介石这份最后通牒中其余的内容则是试图迫使庆龄和她的同僚们向他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