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送女留学（第5/11页）

他们提到的拘留所是位于旧金山码头附近的一个监狱分区，离水手监狱不是很远，里面关押的都是些恶贯满盈的犯人，如杀人犯、杀手、强奸犯，以及在世纪之交时从停放在码头的那些破船里逮来的叛乱者。从淘金热兴起到旧金山大地震前的那段时间里，很少有哪个港口像旧金山那样因其残忍、邪恶和腐化而扬名在外。

正常情况下，移民材料有问题的中国人大都会被送到太平洋邮轮公司码头上的一间小屋子里。那里条件极为恶劣，因此很多中国人一旦脱离移民局官员们的控制，就会满怀厌恶之情匆忙回国。只有那些殴打移民局官员或暴力抗法的人才会被关押到拘留所。而现在，这些官员们竟威胁要把这个15岁的女孩子送去跟这些人待在一起。

安娜·拉尼厄斯的坚决起了作用。移民局官员们没有把霭龄送到拘留所，而是把她俩一起关在了“高丽”号的一间船舱里，然后很快就忘掉了此事。

根据安排，“高丽”号现在需要消毒和重新布置。待到最后一名乘客离船后，工人们便会上船把地毯、台布、垫子和房间用具全部撤走，把这条船从头到尾全面消一遍毒。安娜·拉尼厄斯和霭龄被关在一间很小的船舱里，给她们提供的饮食是牛排、土豆和面包，一日三餐都是这些。

没有人知道她们此时的处境，她们似乎也找不到人来帮忙。

事实上，“高丽”号靠岸时，曾有人来接过霭龄。此人名叫克拉伦斯·里德，就是主持查理婚礼仪式的那个人。此时他正在旧金山的华人中从事传教工作。里德到达港口时，因为霭龄正在接受移民局官员的检查，所以没有及时见到她。他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霭龄一直没有出现。由于周末还有安排，他便匆匆离开了码头，所以并不知道霭龄那边出了什么事。

在漂浮的船舱里困了三天后，安娜郁闷得都快病倒了。一位职务不高的移民局官员同意安娜上岸打电话联系里德牧师。打了十几通电话之后，在旧金山长老会牧师的帮助下，她终于联系上了里德。

第二天一大早，里德就带着一位护士上了船。那位护士替了安娜的班，负责照顾霭龄。拉尼厄斯小姐则匆匆忙忙地下船赶往密苏里州的家中，把这段恐怖的经历尽可能地忘到脑后。

此时的霭龄已经被囚禁了两个多星期。在此期间，移民局官员们一时兴起，将她从“高丽”号挪到了另一艘船上，随后更是不停地给她调换船只。她总共被关押了19天。

霭龄不是那种遇事便喜欢坐在舷窗边哭泣的女孩子。她确实也曾流过眼泪，不过那是因为沮丧和愤怒的缘故。她为人一向坚强、精明，又有自己的主见。这些天她处境难堪，自己又无能为力。她在船上等候的日子里，里德近乎疯狂地通过宗教渠道与华盛顿进行沟通协调。最终他的努力有了成效，仿佛在突然之间，霭龄重获自由。没人再来问她要证明材料，更没人向她提起护照的事。虽然她的护照是真的，只是上面填写的信息有问题，但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接受了她。

里德博士护送她离船登岸，霭龄在旧金山跟他一起待了三天。此时她已获悉阿迪·伯克的死讯，并得知步惠廉和他的4个儿子此时正在“支那”号轮船上，预计7月25日可以抵达旧金山。

情绪低沉、悲痛万分的步惠廉到达旧金山后，霭龄跟他一起坐火车到了圣路易斯，然后又到了梅肯。8月2日后半夜，霭龄到达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此时的她比在上海时更加成熟，也更加坚强了。

这次经历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到达佐治亚州的第一天上午，霭龄一早起来，就发现关于自己的报道刊登在梅肯市《电讯报》的显眼位置：

来自中国的宋霭龄小姐在赴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的途中，曾被扣押在旧金山的一艘船上。今日凌晨0点30分，她在威廉·伯克牧师的陪同下来到梅肯。伯克牧师在从上海回国的途中稍微耽搁了一段时间。伯克太太在回家的途中于日本横滨不幸离世，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那位曾于旧金山被困的中国小姐一直在等待着伯克牧师的到来。

宋小姐的母亲是一位中国基督徒，她从小在上海长大。她的父亲希望她能来美国完成学业，然后回中国从事传教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