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送女留学（第3/11页）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盖里是步惠廉的好朋友，步惠廉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查理的背景，说明了他是如何在范德堡大学成为监理会牧师，以及他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信中还谈到了他那几个出色的孩子，特别强调了霭龄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

1903年夏末，盖里院长的回信到了步惠廉的手里。招收一名中国牧师的女儿入学的想法对他很有吸引力。建校以来，已经有好几个印第安女孩在此读书，但中国人倒还是头一次。盖里建议可以让霭龄住在他家里，直到她适应了这里的一切（或者说等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女孩子们都适应了她）为止。那时候的大学设定的入学标准非常灵活，专门为富人开办的小型私立学校尤其如此。盖里院长建议霭龄可以以预科生的身份入学。

查理关心的是怎么把霭龄送到佐治亚州。步惠廉说，他们全家第二年5月要回国休假，霭龄可以跟他们一起走。

霭龄开始计算出行的日期了。当漫山遍野的冬色逐渐退去，春天姗姗而来的时候，她已经收拾好了行装。步惠廉计划带着全家人于5月28日乘太平洋邮轮公司的“高丽”号轮船离开上海。查理也给霭龄定了这条船的票，然后他又去葡萄牙领事馆付了一笔“特别费”，给霭龄买了一本护照。这本护照与查理1895年买的那本一模一样。他声称自己出生在澳门，因此按照父母的国籍，霭龄也算是葡萄牙公民。这在当时是常见的，也花不了几个钱。查理希望这至少能在名义上给女儿提供一些保护。

乘船启程的那天，伯克夫人的身体并不是太好。她患伤寒刚刚痊愈，身体非常虚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起登上了“维多利亚”号小艇，沿着黄浦江行进约一个半小时，到达位于长江的深水码头。霭龄跟伯克夫人以及与她的小儿子同在“高丽”号的一间特等舱里，步惠廉和另外三个大点儿的儿子在另一间特等舱里。

宋家人只在虹口的家门口跟霭龄道别，没有一起送她上船。只有查理一人带她到码头，然后一起坐上小艇。“高丽”号十分敞亮，它的注册地是美国，船主也是美国人。作为20世纪初西方智慧的象征，“高丽”号可谓是一座反差强烈的水上宫殿：它的船舱里载有538箱气味浓烈的鸦片，甲板上则坐着一群刚刚培训完毕的传教士。在这个闷热的5月里，他们浑身上下大汗淋漓，手里抓着《圣经》，身体却热得不停地扭来扭去。他们眼睁睁看着查理坐着小艇离开了“高丽”号。

查理挥手告别的时候，霭龄抑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再次见面要等到两年之后了。她站在游步甲板上望着父亲渐渐远去。此时的她梳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头顶和辫梢各扎了一个黑丝绸做成的蝴蝶结。要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子，再加上母亲的一再要求，她才不会扎什么蝴蝶结呢。她身穿一套西式女装，这是上海的一位名叫J. W.克兰的监理会教徒为她缝制的。此时，西方的地平线上正传来隆隆的暴风雨声。直到最后，她才拿出了一条手绢。一直站在她身旁的步惠廉意识到，霭龄哭了。

对坐在头等舱里的乘客们来说，去日本那三天的航程可谓平安无事。霭龄是头等舱里唯一的一个东方人。但就在抵达神户的前一天，坐在统舱里的一位中国人生病死了，船上的大夫说是死于急性肺炎。然而，在神户登上“高丽”号的日本检疫人员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是明显的黑死病症状。

日本人被黑死病吓得要命。他们要求“高丽”号在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头到尾消毒一遍，船上的每个乘客也都要上岸，浸在一种药力强劲的药水里“洗个澡”。生病的伯克夫人也不能例外。

步惠廉提出抗议，他的太太是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然而，跟那些日本官员争辩毫无用处。

第二天，伯克夫人跟其他人一样穿上旧衣服，步履蹒跚地来到检疫站的浴室。在这里，男女被分成两拨，然后被带到里面。浴室里摆着一个个盛满药水的木盆，乘客们脱下衣服，站在盆里，有人便开始把热乎乎的药水浇到他们身上。等待衣服消毒的时候，他们每人被发了一套棉布和服穿在身上。等到返回船上，伯克夫人开始发起了高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