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6/11页）

白连旗愣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闹了半天这鬼子在拿他涮着玩呢，他自己却说得口干舌燥，激情四射，×他妈的！白连旗很想骂人，可嘴唇动了动却没敢骂出口。他想扭头就走，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但最终还是拿起了那块银元，不管怎么样，一块钱虽然不多，可好歹顶德子拉好几天车挣的钱，这年头儿面子值多少钱一斤，谁跟钱有仇呢？白连旗毫不犹豫地把银元装进兜里。

根据情报，王克敏每个星期二要到煤渣胡同20号与日本驻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举行联席会议，他出行都是前后两辆汽车。途中，王克敏的座车在前，上面除了司机，还有两名带着手枪的贴身警卫，后面是一部警备车，车上有四个武装警卫。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王克敏的车就减速慢行，后面那辆警备车就加速越过前车。警卫们先下来布置，然后王克敏再下车进门。陈恭澍和徐金戈一致认为在煤渣胡同行动是最好时机，此外，就再没有行动机会了。这个地方的最大好处是临近胡同口，出了胡同就是四通八达的大街，来去都甚为方便。

“平汉铁路俱乐部”只是个消闲场所，门口只有两名徒手警察站岗，徐金戈认为必须有足够的火力优势来对付王克敏的随从。另外，在20号的斜对面，相距不到一百公尺的地方就是东城日本宪兵队，如果枪声响起，必会惊动他们，如何防止他们异动，便是此次行动的关键。陈恭澍和徐金戈两人在勘探地形、研究战术后，制定了刺杀王克敏的计划：陈恭澍统一指挥全局，徐金戈负责在现场执行刺杀行动。行动人员六人分为两个小组，以第一小组的三个人为主体，集中火力射击目标——王克敏；第二小组的三个人则专事掩护第一小组的安全，尽可能制住对方警卫人员的反击；总指挥陈恭澍将在目力所及的地方视现场情况随机应变，以策进退。每个行动人员都配备了自行车，行动之后可迅速逃离，防止被日本宪兵抓获，所用武器是配二十发弹匣的德国造驳壳枪，每个行动人员各带两支。

杀手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星期二行动了。

徐金戈利用这段时间研究了王克敏的背景材料，王克敏生于广东，字叔鲁。光绪二十九年中举，后赴日本留学，当过清王朝驻日公使馆参赞。1907年回国后历任直隶交涉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自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战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1937年12月14日，由日军占领北平后扶植的一批汉奸所成立，办公机构设在中南海内西北部的“集灵囿”，即以前北洋政府国务院曾占用过的地方。

平津等城市沦陷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共辖八个师团，总兵力达到三十七万余人，兵力虽然不少，但用来控制地域广阔的华北地区，仍感力不从心，为此才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意图借助汉奸势力配合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

王克敏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只要有利可图，他不大在乎名声，他知道日本人找过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军政界名人，但这些人都不愿担个汉奸的骂名，死活不愿出头，而王克敏却不在乎名声，他把权位看得很重，只要日本人全力支持他成立新政府，他会投桃报李，为日本占领军服务。

徐金戈从资料上发现，王克敏没有食言，他和日本帝国签订了条约，把华北的煤炭资源让给日本人开采；还下令华北各省合力征集，把日本帝国需要的大量粮食、棉花运往日本。

徐金戈的“固执”在军统局内部人尽皆知，他执行刺杀行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杀人必须要有正当理由，否则他拒绝执行杀人任务。而陈恭澍等人杀人却不需要理由，只要戴老板发话，杀谁都可以。徐金戈的“固执”曾使军统局内同事颇有微词，认为他对党国、对领袖不够忠诚，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应以自己的好恶评判为标准。奇怪的是，在军统局一言九鼎的戴老板竟然对徐金戈网开一面，默许了他的“固执”，若是换作别人，戴笠早下令清理门户了，他如此宽容徐金戈，原因只有一个，他喜欢徐金戈，认为他是个有才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