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20/27页）

在此期间，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主管媒体）以及戈尔巴乔夫夫妇的暗中支持下，一个由“六十年代人”、“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二十年前曾投身于去斯大林化和民主变革的那些人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开始发展壮大并影响社会的气候。从1986年开始，这些人迅速在政府控制的媒体中占据要职。雅科夫列夫的亲信们成了某些重要刊物的编辑。在他们当中，谢尔盖·扎雷金（Sergei Zalygin）是在《新世界》，维塔利·科罗季奇（Vitaly Korotich）在《星火》，叶戈尔·雅科夫列夫（Yegor Yakovlev）在《莫斯科新闻报》。“新思想者”开始出版被禁止的手稿、赞助反斯大林主义的影片和小说，并批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僵化停滞。

1987年夏，戈尔巴乔夫对包括雅科夫列夫和切尔尼亚耶夫在内的少部分人透露了他的意图：他想要彻底翻修“从经济到思想的整个体制”。切尔尼亚耶夫欣喜地记录下了戈尔巴乔夫的话：“我会走得很远。”到了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对包括政治局和党内实权人物在内的保守派无所顾忌了。相反，在苏共官员组成的新拥护者当中，人们——这其中就有莫斯科党组织负责人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已经开始指责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改革方面步子太慢。1987年11月，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说在苏联历史上仍然存在一些“空白”。这是对外政策新观念与国内新情况之间相互影响的转折点。从早期把重点放在军控与缓和上，戈尔巴乔夫转入到下一个阶段，把自己的和平攻势与赫鲁晓夫未完成的工作——去斯大林化——结合在一起。切尔尼亚耶夫解释说：“为了在对外政策上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消除强调对抗的意识形态神话与教条，而由于总书记和改革派大众媒体的思想倾向，这对社会的整个思想氛围都产生了影响。”

高度理想化且以改革为目的的“新思维”的地位迅速上升，并没有消除戈尔巴乔夫的那些令人费解的自相矛盾。1987年6月27日，在与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描述苏联外交哲学时说的话就跟三十年前赫鲁晓夫的如出一辙。他的结论是，“必须[对西方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1987年10月23日，戈尔巴乔夫告诉舒尔茨，他要等到里根宣布放弃“战略防御计划”才会到华盛顿参加峰会。只是签订有关削减中程核武器的条约（《中程核武器条约》）还不足以说明峰会的必要性。这位苏联领导人向他身边包括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阿赫罗梅耶夫、切尔尼亚耶夫和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别斯麦尔特内赫（Alexander Bessmertnykh）在内的一帮幕僚征求意见。他们中有些人告诉他再等等，等到华盛顿的新政府上台并同意解决“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不过，切尔尼亚耶夫力劝戈尔巴乔夫不要退出峰会。

戈尔巴乔夫的举棋不定和揪住“战略防御计划”不放，只能使里根政府和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者当中本来就对苏联人的意图持怀疑态度的人变得更加怀疑。但“新思维”这个现象并不是公关花招。戈尔巴乔夫开始想要彻底变革苏联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体制，并使苏联真正地对外开放。面对现实，那需要小心、审慎和精心谋划，但戈尔巴乔夫等不及了。他之所以采取激进的改良主义做法，是由于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和财政危机，但也可以说更是由于他在国际事务方面的罗曼蒂克的观念以及他作为改革者的能力。苏联领导层和政治精英中只有很少的人怀着改革的热忱追随戈尔巴乔夫，其余的都以赞许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对外政策把苏联的国际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减少冷战的紧张气氛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不过，很快，这种赞许就变成了担忧和惊愕。保守派、现代化的拥护者以及军方，都意识到苏联承担不起它在中欧、阿富汗和世界各地的义务，于是就主张采取谨慎的收缩政策，以延缓苏联势力范围的衰落。与此相反的是，戈尔巴乔夫和“新思想者”却开始明确表示在中欧采取不干涉政策，而且他们不久就让苏联的各个盟国完全自行发展了。尽管如此，政治局中的多数人、克格勃和军方还是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准备以苏联在中欧的“外部帝国”和苏联国内的稳定为代价去结束冷战。